博客

李秀恒:從世界盃看「中國製造」

卡塔爾世界盃激戰正酣,除了激烈的賽事之外,無處不在的中國元素亦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從世界盃贊助商的7個中國品牌,到大大小小來自中國的紀念品及周邊商品;從通訊設施到「球迷村」的貨櫃屋,從供水保障到本屆世界杯主體育場——「路薩爾地標體育場」(Lusail Iconic Stadium)。 為什麼本次世界盃的中國元素格外收到關注呢?筆者認為可以分幾個角度來觀察:首先是「中國製造」的品質提升。其實,歷史上所有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都經歷過「粗製濫造」的起步階段,然後再逐漸精密化、高質化、科技化,無論是德國或日本,都經歷過這個過程。中國製作的商品雖然亦曾給人以價格雖低、質量參差的印象,但其實自從中央提出《中國製造2025》之後,下定決心用10年時間推動「製造強國」戰略,加上以「供給側改革」作為動力,令中國產品質量明顯提升,受到海內外消費者歡迎,贏得消費者信心。   其次是產業鏈向下游移動的趨勢。過去,大部分中國製造商以代工為主,沒有建立自主營銷渠道和品牌的意識,但隨著多年的代工經驗,目睹著品牌溢價帶來的利潤,逐漸開始向產業鏈下游轉移,開始培養自主品牌的價值內涵,提升了品牌數量及知名度。   在「一帶一路」戰略部署之下,亦為優質品牌出海提供了便利。中國在過去十多年的經濟高速蓬勃時期中,積累了豐富的基礎設施建設、電子商務、跨境物流等經驗;而「一帶一路」讓這些經驗得以在海外展現,不但提供了中歐班列等跨境物流模式,為跨境電商提供穩定的平台——以本次世界盃期間的中歐班列為例,從義烏為起點的中歐班列途經八國抵達西班牙首都馬德里,最短需時14天,比海運縮短將近一半;更通過與沿線國家的合作輸出中國的基建施工經驗,提升「中國製造」的知名度與品牌效應。   此外,國企的實力亦受到各方關注,除了主場館盧塞爾體育場是由中國鐵建承建之外,中水排放的輸水管材來自新興際華集團旗下新興鑄管,中國能建葛洲壩路橋公司參建了世界盃期間的供水工程建設,中國電建則承辦了中國電建承辦的阿爾卡薩光伏電站⋯⋯。   自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以來,因全球資產價格相對處於低位,而中國相對受到的經濟衝擊較小,大型國企愈來愈追求全球化;在中央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後,國企「出海」步履加快,與民間企業一同躋身國際市場。在今年《財富》雜誌發表的2022年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中,中國共有145家公司榜上有名,包括99家國企。   一直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都指責中國政府給予國企不公平優勢,破壞了公平貿易的基礎。暫且不論這種指責是否有事實依據,因事實上國企的改革一直朝向市場規則、市場化的方向推進,另一邊廂,美國今年推出的《通脹削減法案》中,對電動車的補貼條款卻被指違反世貿原則。可見以國企的存在來指摘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理據並不足。   而相反,筆者認為,國有企業能夠很好地彌補市場的缺陷。   首先,國企承擔著維護國家安全的重任,在國防軍工、基礎設施等方面發揮基石作用。而正因為在這些領域的深耕,才為國有企業在國內積累了豐富的技術及經驗,並以此為競爭力在國際上贏得眾多項目。   其次,國企對宏觀經濟而言是穩定的基石。根據《財富》雜誌的計算,世界500強的中國國企,盈利能力普遍低於上榜的民企。這一方面體現了國企不會窒礙民企的盈利空間,另一方面亦國企亦憑藉更高的風險承擔能力及韌性,以逆週期的經濟行為實現宏觀經濟市場的穩定。   就以中東地區穿越沙漠地帶的高鐵為例,中國國企憑藉豐富的高鐵設備製造經驗達到了明顯的質量優勢、成本優勢及效率優勢。由於體制上的特色,國企能夠配合國家所定製的重大地緣政治戰略而適當犧牲自身的利益,因此即使在沙特阿拉伯的高鐵建設中蒙受了一定的損失,但卻換來了中沙之間未來在能源、貿易方面更深層次的合作機遇,這是私企所無法做到的,亦是國有企業的價值所在。   撰文:李秀恒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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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銘恩:世界盃的經濟效益 主辦國與冠軍的差異

四年一度的FIFA世界杯進行得如火如荼,是次世界盃是歷史上第一次在中東國家舉行,而卡塔爾由取得主辦權的黑金過程,幾乎從零開始的大興土木,以及對工人權益等問題,都引來巨大爭議。   辦如世界盃和奧運會這類盛事的經濟效益。對於東道國而言,研究表明成本遠超收益。就如 1994 年美國世界杯,主辦城市的累計損失高達 90 億美元,這與他們預期的 40 億美元收益形成鮮明對比。 2010年南非在舉辦世界盃後,旋即陷入債務危機。 雖然比賽為期不到兩個月,但建造和開發所有設施以及組織賽事所需的準備工作,卻需要近十年的時間。甚至花在建造體育場的錢推遲了本來可以幫助窮人的基礎設施,這就是經濟學角度所說的機會成本。 旅遊業經常被認為是舉辦世界盃的主要好處,但根據數據分析,普通遊客需要在巴西世界盃期間花費 13 萬美元,才能讓巴西政府收回建設基礎設施的成本,經濟效益,大家可想而知。 當然,卡塔爾當局也許醉翁之意不在酒,國家隊的表現,甚至主辦世界杯的經濟效益也都不是重點。表面上看,舉辦體育盛事會為東道國提供無形的宣傳和為國民帶來自豪感,透過舉辦世界杯來進行“體育洗白”(Sportswashing)或許才是當局的初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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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傳情足動愛共融同樂日」1119奧海城愛心起動

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舉行在即,油尖旺⺠政事務處及油尖旺愛心慈善基金將於11月19日(星期六)假奧海城合辦「油尖旺傳情足動愛共融同樂日」,透過舉行緊張刺激的油尖旺「傳情足動愛共融」電競盃 、一連串電競足球體驗及足球攤位遊戲,讓當區青少年、少數族裔和社區人士感受足球樂趣,促進市民身心健康。   重頭戲是現場舉行的油尖旺「傳情足動愛共融」電競盃,一眾頂尖本地電競足球選手將完成線上初賽,決出八強後再於當日商場內參與八強和四強賽事,選用不同的國家球隊即場對壘,決出兩個冠軍戰席位,競逐王者寶座。市民可在現場觀賽為選手打氣,體驗電競足球瞬息萬變、緊湊的一面。   活動同場加映「電競足球試玩區」,公眾透過家用電子遊戲機PS4試玩風靡全球的電競足球遊戲「EA SPORTS™ FIFA 23」,以控制器操控世界級球星進行模擬球賽,感受電競足球的無比樂趣。想挑戰自己的市民亦可參與挑戰擂台,即場與電腦對賽並完成指定任務。   為了讓青少年體驗足球運動的熱血和趣味,活動同時在「活力區」設置「足球扭扭樂」及「球分大作戰」兩大遊戲攤位,參加者將會進行盤球、射門遊戲,同場安排香港足球總會的專業教練和助教從旁指導,傳授足球技巧,務求讓當區青少年增加對足球的認識,培養運動習慣。     油尖旺「傳情足動愛共融」同樂日 日期:11月19日(星期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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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世界盃 杜絕非法賭博和私煙

萬眾期待的卡塔爾世界盃將於今年11月開鑼,如果本港疫情受控,預計將帶旺餐飲酒吧業和娛樂業消費,加上緊接著就是聖誕節,在世界盃和節日氛圍下,特別需要關注非法賭博和私煙問題,尤其是對青少年的影響。 現時社交媒體已出現不同形式的非法博彩活動推廣,例如透過妙齡女子吹捧線上賭博平台、境外非法博彩等。未成年人士與非法賭博的關係非常密切,這些非法賭博網站不受任何監管,自然沒有顧客年齡限制,為未成年人士大開方便之門。這些非法博彩活動推廣,很可能已涉違反《博彩條例》(香港法例第148章) 第3條。當中不少更提供借貸賭博,可令心智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士染上賭癮而不能自拔,甚至可致傾家蕩產,造成社會問題。 另一個問題 – 私煙。不法集團欲開拓年輕客源,推陳出新以各種不法手段吸新客,例如派發宣傳私煙單張,以及推廣電話及網上訂購私煙。近日有媒體揭露,現時市面還湧現了一批知名度低的私煙品牌,售價比特區政府的煙草稅 (每包38元) 還要低,完全違反商業法則。這令人聯想到較早前市面上興起的一種未完稅香煙,是由不法之徒將雜牌山寨煙草重新包裝,配以符合香港法例的煙害圖象警示,魚目混珠在市面低價發售,俗稱「老鼠煙」。這些「老鼠煙」包裝時尚,零售價卻只是大概正常香煙的一半,而且不法之徒會欺騙或利誘士多或報檔出售「老鼠煙」,目標顧客為年青人。吸煙危害身體,吸食劣質山寨煙更加是危上加危,也可能觸犯法例。消費者應慎防產品來源,以免誤墮法網。 根據《應課稅品條例》(香港法例第109章),任何人若處理、管有、售賣或購買私煙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100萬元及監禁兩年。私煙的禍害絕不能忽視,不但令政府損失稅收,同時誘發青少年吸煙,也直接削弱政府多年來控煙工作的努力。 未成年人士心智未完全成熟,其實各政府部門應加強跨部門執法力度,保護未成年人士和盡量減低私煙對社會的影響。控煙酒辦公室是《吸煙(公眾衛生)條例》的主要執法機構,理應協助打擊私煙及該等非法宣傳行為。控煙酒辦卻鮮有針對煙草宣傳犯罪 (包括私煙單張及網上宣傳) 主動執法,表現遜色,而關注香煙議題的吸煙與健康委員會亦不會教育公眾如何辨別正牌煙和「老鼠煙」,導致私煙集團越來越明目張膽做宣傳吸客。或許,政府也須對控煙政策和法律作出全面檢視。 學校剛剛開課,政府也須慎防非法博彩活動和私煙入侵校園,破壞世界盃和喜慶節日的健康氣氛。   朱家健 [...]

本港時事

從世界盃論中國改革開放40年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前一年,筆者只有十一歲,對足球的認識和中國那時的經濟一樣都是「零」,只知道半夜可以不睡覺看首次電視作衛星直播,印象中只有很大的躁音和漫天都是雪花的紙屑,只有一個金髮披肩的甘巴斯把荷蘭擊敗,捧起大力神盃,當時的中國對於筆者來說,一切都是謎和傳說的印象,只記得母親每次回鄉都挑著一大堆物資和攜帶十多袋衣服回鄉,感受香港的生活比國內豐裕,僅此而已。 回想起1982、1986和1990年這三屆世界盃,筆者在中學和大專時代已視足球員為夢想中的職業,曾試過踢足球十二小時的紀錄,「朝七晚七」都在球場上打滾,不管球場上有多酷熱,也曾試過投考前港甲球隊愉園青年軍,並去試腳……「那些年」時的世界盃,只有24支球隊入決賽週,對每隊足球隊均瞭如指掌,中國在這12年也在學習階段,在世界經濟舞台只是新手,靠的是辛勤才能過活,雖然過程有點跌蕩,正如很多足球員的生涯般,要鍛練好體能和技術,才會有出頭的一天。 1994年世界盃時,筆者已踏入社會工作好幾年,並需要常常赴國內出差,適逢其會在上海遇上了「港漂」,一起觀看球賽,除了見証了「森巴」足球的威力,也親身感受到中國已和外國更多接軌,如內地改革開放初期還使用外匯券,今天再問街上內地年輕人,能把外匯劵「答上咀」的,應是萬中無一,也許這就是國家經濟進步的表現。 2002年的世界盃時,香港電視轉播權落入收費電視手中,筆者試過在中環已改裝成酒吧的地方 (前皇后戲院原址)觀看球賽,那時正直中午,金融人根本無法集中精神工作,僱主半開眼讓員工欣賞球賽,森巴足球再次玩弄香港舊宗主國(英國)的情景仍歷歷在目,那時筆者是鮮有的一批進入中資機構工作的港人,也意識到內地人進步之快,在筆者服務國內機構的12年間,深深感受到他們已開始熟悉資本主義的運作,雖然國家隊那年僥倖進入世界盃決賽週,更揚言有足夠實力可挑戰其他足球強國,但最後鎩羽而歸,受些挫折也未嘗不是好事,國家和人也是一樣,挫折總是令人進一步成長。 2006和2010年世界盃期間,香港人流行到深圳邊按摩邊看球,始終是一國兩制,香港行資本主義經濟,轉播權價高者得,香港人只可以免費看幾場重要賽事,筆者感受到看球賽並不是人權問題;國內行的是社會主義經濟,足球貴為全民可參與運動,中央政府統一購入轉播權「全民播放」與眾同樂,令筆者反思:凡是向錢看,是市場唯一真理嗎? 2014和2018年的世界盃,筆者感受到中國真的富起來,內地球迷親身到現場觀看球賽,這是體現國力的表現,是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我們不需要硬崩崩的數字去証明中國改革開放有多成功,海量球迷的巨大消費能力已說明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