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時，想起馬奎斯經典小說《愛在瘟疫蔓延時》的情節： 男女主角這對暮年戀人，為逃避岸上世界的紛亂纏繞，決定永遠留在那掛起代表著「霍亂」的黃旗，名為「忠誠號」的船上。
逃避和保持距離，是世人面對危險和災害的自然反應；利用災害的旗幟，以達至不同目的，在現實世界中也絕不稀奇。瘟疫當然危險，可是不少災害發生時，因恐慌引致的傷亡和破壞，常常比災害本身更為嚴重。
傳播疫症，可以通過人與人的接觸，也可以通過空氣和中介媒體。醫治方法未出現時，要防止和控制疫情，總離不開以阻隔方式減低接觸病源的機會，同時徹底消滅病源。以禽流感為例，香港在1997年爆發的疫症，共18人感染、6人死亡，自此在街市中屠宰活雞的畫面幾乎成為絕響，是否應全面推行中央屠宰的討論持續廿載。97年一「疫」以後二十年間，本地感染人數只有廿餘人，但「疫」下被銷毀的家禽亡魂則餘四百多萬。
面對人傳人的風險時，「殺」在今天社會，絕對不可能是選項。那怎麼區隔，便是高密度的現代城市必須面對的管理問題。
鼠疫沙士 重創香江
回顧香港開埠以來最嚴重的瘟疫，不論從染病或死亡人數而言，都並非是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而是1894年的鼠疫。當年香港人口未及三十萬，近八萬人因疫症逃回廣東，確認的死亡人數二千五百餘人；現時卜公花園所在的太平山街一帶被移平，七千多人被強迫遷徙；醫療船「海之家」被用作隔離用途，停在維港中心。華人極度不滿港英政府的措施，種種謠言不脛而走，誤解和猜疑迅速變成陰謀論，繼而轉化為抗議和抗爭。
2020的這場疫症，坊間引述「通勝」裏地母經中庚子年的經文：「太歲庚子年，人民多暴卒……見蠶不見絲，徒勞用心切。卜曰：鼠耗出頭年，高低多偏頗。更看三冬裏，山頭起墓田。」不少人起哄著說：地母經多準，庚子確實不是好的年干支。真的是天怒人怨！那麼大家不妨看看1894的甲午年，地母經的經文是：「太歲甲午年，人民不用愁。⋯…蠶老多成繭，何須有煩憂。卜曰：蛇去馬將來，稻麥樂倍堆。人民絕災厄，牛羊喜相陪。識候豐年裏，耕夫笑顏開。」有參考價值嗎？
兩個甲子過去了，香港的人口增長了三十倍，城市面貌今非昔比，社會經濟發展和市民的教育程度，都站在世界前列。然而世人依舊沒法避免瘟疫，香港也不能例外，但我們的應變能力理應比百多年前更完備；尤其經歷過2003年「沙士」一役後，市民的心理質素應該更為成熟。
萬眾一心 重拾抗疫之志
可是香港人的心靈和我們的醫療體系好像突然變得不堪一擊！以往萬眾一心的抗疫陣線屢生內訌；如何有效隔離病源與病人的討論，輕易被轉移作香港人與內地人的區別與矛盾；那裏設立隔離中心與及如何監管病者等議題，突顯了各家自掃門前雪的自私心態，與及大家都沒有自律能力的情況。謠言傳染病毒的能力明顯比飛沫優勝，沒有隔阻的互聯網世界讓精神疫症得以迅速散播。就算有充足的消毒劑和廁紙供應，也沒法潔淨仇恨與偏執的言論。
也許成熟富裕的社會首先失去的是各種免疫力。人作為社會中最基本的組成分子，已傾向接受正與負、0與1的簡單分列排陣，既反對又無比依賴政府這種超級矩陣的掌控和供養。這一場瘟疫，正好為如何理順科網世界中的城市—這種隨機組合與碰撞的單元，給未來的城市管理學者和執行人，提供寶貴的參詳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