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這東方之珠，從來都是不夜天。可惜，香港經歷新冠肺炎疫情後，由於鄰近深圳的消費體驗優於香港，加上這數年來，以往夜間消費的主力族群，包括海外外派人員，喜愛夜蒲的年輕人等，都因為不同理由而離開香港。香港晚上市況蕭條，尤比疫情期間，甚至比社會運動時期更糟糕，可謂慘不忍睹。但這也其實波及其他與夜生活經濟相關行業，包括娛樂場所、零售商業、交通、便利店及酒吧會所等。

如果簡單把一天的時間分為上下兩晝，白天固然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但晚間經濟其實也可以說是佔著半壁江山。香港霓虹燈廣告的景象，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都是東方之珠不夜天的鮮明象徵。夜總會、酒吧、「的士哥」、芬蘭浴、桌球保齡球、火鍋店、麻雀耍樂、宵夜食肆，以及卡拉OK都是香港人自古不可分割的生活方式。多姿多彩的夜生活，有著其原罪，如噪音、醉酒鬧事、醉駕、暴力、性罪行及毒品等等。故此，政府是否應該鼓勵並配合夜生活經濟，一直都是一個富爭議性的課題。

2012年，首先由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出現了所謂的「夜間市長」(Night Mayor)。這個並不是政府從屬的職位，而是透過成立非牟利機構，嘗試去平衡夜生活與衍生問題，積極充當夜生活經營者與居民的溝通橋樑，從而激活夜生活經濟，但同時也來一個和諧的社區。這個具創意的舉動，減低了夜生活經濟和居民的矛盾衝突，並為一個只有85萬人居住的城市帶來了接近200萬旅客，為阿姆斯特丹帶來了高達180億歐元的經濟產值收益。隨後，很多歐美城市都相繼效法，設立了「夜間市長」一職。據悉，紐約的「夜間市長」也為紐約創造了25萬個工作機會，以及300億美元的經濟活動。

夜間經濟活動得以激活的話，自然百業興旺。

撰文：盧銘恩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會員

方土控股行政總裁

中大商學院客座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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