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的紛亂與不安成為常態，藝術還能為我們帶來甚麼？對於香港藝術節行政總監余潔儀（Flora）而言，策劃第54屆藝術節，絕對不是年度節目的例行堆疊，而是對時代脈動的深刻回應。從古希臘喜劇中對和平的渴望，到當代劇場對環境永續的溫柔承諾，Flora 帶領團隊在傳統與創新、本土與國際之間，小心翼翼地搭建起一座座連結人心的橋樑。在這個曾被戲稱為「文化沙漠」的城市裡，她如何憑藉對藝術的純粹熱愛與專業堅持，編織出全年無休的精彩？讓我們一同走進這場關於勇氣、包容與堅持的幕後對話。

在Flora眼中，所謂的「平衡」，並非簡單的數字遊戲，而是一種對「人」的關照。雖然香港藝術節早已是亞太區的文化旗艦，吸引世界各地的頂尖藝術家競相登台，但在她心裡，這始終是一個屬於「香港人」的藝術節。這份歸屬感意味著一份承諾：藝術節必須看見社會中不同群體的需求。 她不希望這場盛宴只屬於某一類精英，而是希望無論是熱愛歌劇的古典樂迷、鍾情傳統戲曲的長者、追逐現代舞與爵士樂的年輕靈魂，甚至是喜愛雜技與音樂劇的家庭觀眾，都能在這裡找到共鳴。從廣東話、英語到各國外語的戲劇，這種語言與形式上的包容，並非為了湊數，而是為了確保在這座多元的城市裡，沒有任何一個板塊被遺忘。這是一種溫柔的堅持：方向從未改變，只是每一年根據時代的脈搏，調整著輕重緩急。

亂世中對和平與勇氣的呼喚

第54屆香港藝術節的脈搏，跳動得格外深沉。Flora 坦言，除了歷年必備的大師雲集，這一屆的節目單裡隱藏著一條關於「人性」的暗線——和平、堅毅與勇氣。這並非憑空而來的策展概念，而是對當下世界局勢最直接的回應。面對紛亂的國際局勢與戰爭的陰霾，藝術無法置身事外。她希望透過舞台，為觀眾提供一個反思與喘息的空間。

這種反思在改編劇目《姊姊妹妹站起來》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這部源自2,500 年前希臘喜劇的作品，跨越了漫長的時空，由希臘導演執導，卻以普通話演繹，注入了鮮明的中國特色。Flora指出，儘管形式現代，甚至帶有喜劇色彩，但其內核依然是人類千百年來未曾改變的渴望，對理想世界與和平生活的探尋。當古老的命題用現代語言重新講述，那種穿越歷史塵埃的共鳴，或許正是此刻香港觀眾最需要的心靈慰藉。

除了對心靈的關照，這一屆藝術節也展現了對地球的溫柔。在談及近年備受關注的「可持續性」時，Flora深知，要求國際藝術交流完全停止飛行是不切實際的，但在這道難題面前，藝術節選擇了用創意來回應。來自比利時先鋒劇場Ontroerend Goed 的《戲劇盲盒》，便是一個極致的環保實驗，也是一場大膽的藝術冒險。這部作品採用了一種完全免除人員跨境差旅的創新模式：沒有一位藝術家或技術人員需要飛抵香港，劇團僅僅寄來了一個裝滿道具與指引的盒子。舞台上的演員，就是現場的觀眾。這種模式不僅大幅降低了碳足跡，更意外地打破了觀演關係的邊界。在Flora看來，環保不應是藝術的枷鎖，反而能激發出像這樣極簡卻充滿趣味的作品，讓觀眾在參與中感受到，原來對未來的關懷，也可以如此生動有趣。

超越名氣的「最好」

何謂「最好的藝術」？在Flora看來，「最好」並非一個絕對的標準，而是一種對品質的極致追求。這份追求體現在藝術節的策展團隊與委員會身上，他們不僅是管理者，更是擁有敏銳觸覺的「識貨之人」。

當然，藝術節少不了家喻戶曉的名字，但他們的技藝已臻化境，無需多言。然而，Flora 更看重的是另一種挑戰，發掘那些「未被看見的卓越」。她深信，藝術節的價值在於引領觀眾走出舒適圈，去認識那些在國際間備受推崇、但在香港尚未廣為人知的名字。這些藝術家或許不是流量巨星，但他們的造詣卻是實實在在的頂尖水準。這種「帶路人」的角色，正是香港藝術節多年來始終堅持的使命：不盲目追逐名氣，而是將真正的好作品帶到觀眾面前。

在傳統與創新之間，Flora提到，藝術節既有傳承經典瑰寶的責任，讓觀眾欣賞大師們爐火純青的技藝；同時，也必須是孕育創新的溫床。對於年輕或概念先行的藝術家，評判標準不再僅僅是技巧的完美，更在於其概念的獨特性與前瞻性。她坦言，追求創新本身就伴隨著風險，但藝術節願意提供信任與平台，成為那個「批准者」，讓大膽的創意得以落地。

除了純粹的技藝追求，優秀的作品往往也是創作者對其所處時代的回應。無論是三千年前的希臘悲劇，還是一百年前的現代主義經典，香港藝術節在引進時，並非單純的考古式重現，而是致力於尋找「現代的處理」。即便劇本寫於 2,500 年前，當它在今日的香港舞台上演時，依然能透過導演的詮釋，與當下的社會氛圍產生化學反應，讓觀眾在歷史的迴響中，聽見回應時代的聲音。

唯論「格調」與「時機」

今年的藝術節以熱情奔放的西班牙國家舞劇院《美麗的奧蒂羅》揭開序幕，並由黎星與黃佳園導演的大型舞劇《牡丹亭》壓軸。這種「一西一中」的安排，加上近年閉幕演出頻頻由中國大型藝團擔綱，不免讓人揣測是否涉及策略轉向。

Flora解釋，開閉幕節目的甄選，首先考量的並非地緣政治，而是「場合」與「分量」。作為藝術節的門面，這兩個節點必須具備足夠的儀式感與大眾親和力。「我們不可能找一個四重奏來開幕，那樣氣場太小了。」她直言，開閉幕演出必須是大型製作，且要盡量做到雅俗共賞。西班牙舞的歡快、《牡丹亭》的絕美，正是這種「節慶感」的最佳體現。

另一個關鍵因素則是「檔期」。藝術節固定於二、三月舉行，能夠精準配合這兩個時間點抵港的頂尖大型團體，往往是決定性的因素。因此，近年內地團體頻頻壓軸，更多是行程與品質契合的結果。她強調，開閉幕雖然矚目，但不代表它們就是唯一的「最好」，許多同樣震撼人心的傑作，只因檔期原因，散落在藝術節的中段，等待知音發掘。

在中西交匯點上尋求平衡

談及節目來源的版圖，Flora重申，香港藝術節的視野始終是全球性的。她觀察到近年中國內地節目的比例略有上升，這與香港被定位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有關。既然是「交流」，便不能只有單向的輸入，必須有「中」亦有「外」，才能形成對話。

然而，這種比例的調整是自然的，絕非硬性的「五五波」。Flora 認為，香港已有政府主辦的「中華文化節」等專項活動，這反而給了香港藝術節更多空間去維持一個多元平衡的節目單。在這裡，中國作品是重要的一環，但絕非全部，藝術節更像是一個精密的策展天平，在世界各地搜尋好作品。 至於觀眾的口味，Flora笑言受歡迎程度從不取決於國籍，而是取決於作品的本質。即便是公認的藝術大國，若語言門檻過高，觀眾也可能卻步。但藝術節不會因此放棄引進有價值的作品，因為拓寬城市的文化光譜，始終是其核心使命。

身為掌舵者，Flora 肩負著財務與藝術品質的雙重重擔。曾任發展總監、負責籌款多年的她，有一套堅定不移的信念：「好的藝術必須先行。只要作品夠好，資金自然會到位。」她表示，從未要求節目部為了迎合贊助商而更改劇目內容。「我們絕不會為了商業考量去扭曲藝術本質。」她的策略是「精準配對」，在節目庫中為贊助商尋找氣質相投的項目。這種底氣，源於贊助商對藝術節策展眼光的高度信任。

今年推出的《戲劇盲盒》便是一個極具實驗性的例子。Flora 揭示了背後的運作邏輯：這是一個經過精密計算的投資組合。像交響樂、芭蕾舞這類熱門節目，其豐厚的票房收入為那些冷門但極具藝術價值的精品提供了財務緩衝。對於《戲劇盲盒》，她笑言這不僅值得嘗試，而且財務風險完全可控，這讓團隊更有底氣去揮灑創意。

打破「政府全資」迷思

在光鮮亮麗的舞台背後，支撐藝術節運轉的，是一套鮮為人知的財政邏輯。外界常誤以為香港藝術節由政府全資供養，Flora澄清這是一個巨大的誤解。事實上，政府的恆常資助僅佔總預算的約12%至15%，即便加上設有上限的配對資助，政府資金的總佔比也僅約三成左右。這意味著，藝術節最大的資金來源，約佔總預算的 44%，必須靠團隊自行籌募。

面對2025/26年度高達1.59億元的收入目標，Flora表示，藝術節擁有一支專業的籌款團隊，正是這份龐大的自籌資金能力，賦予了藝術節維持獨立性、不隨波逐流的底氣，確保能將真正世界級的藝術持續帶給香港觀眾。

有了穩健的資源支持，藝術節得以在創新領域大膽前行。例如今屆備受矚目的坂本龍一混合實景音樂會，Flora認為大眾對科技介入藝術的接受度已越來越高。這並非一蹴而就的潮流，而是藝術節長達十年的深耕成果。從十年前簡單的感應互動《SUPER POOL 幻光動感池》，到因疫情遺憾未能公映的 AI 歌劇《拉娜》（Laila），再到如今結合VR與混合實景的《真・幻境界》，藝術節始終在推高科技應用的門檻。「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稍有遲疑便會落後於時代。」Flora 強調，科技始終是服務於藝術的手段，而觀眾的接受度，正是在這一次次「比時代快半步」的嘗試中，被逐漸培養起來的。 除了在虛擬世界的科技探索，藝術節在實體空間的運用上也展現了極高的靈活性。面對業界普遍頭痛的「場地荒」，Flora坦言這確實是客觀存在的難題，但藝術節並未因此受限，反而選擇主動出擊，將挑戰轉化為發掘「新場域」的契機。

她舉例，今年在君悅酒店香檳吧舉行的《漁光爵韻》，便是一次成功的嘗試。與其在正規音樂廳正襟危坐，不如將爵士樂帶回它最自在的環境。這種非傳統場地創造了傳統舞台無法比擬的親密氛圍，讓觀眾與表演者的距離消失，音樂與美酒交織出的沉浸感，正是藝術節力求突破框架的體現。

以「加料」搭建通往作品的橋樑

這種「走出劇場」的理念，更延伸至極受重視的「加料節目」（Festival Plus）。Flora 強調，這些活動絕非演出的附屬品，而是為了構建一個更立體的文化語境。早年團隊曾配合聖樂節目設計中西區教堂導賞，甚至為《安魂曲》舉辦過墳場導賞團，目的都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了讓觀眾對作品背後的生死觀或宗教背景有切身感受。

第54屆藝術節更將這種「在地連結」發揮得淋漓盡致。以配合葡萄牙古本江合唱團的訪港演出為例，團隊策劃了一場跨地域的「澳門的一天」，這不只是一次旅行，而是全方位的感官體驗：先邀請澳門土生葡菜名廚 Antonieta Manhão（Neta）示範經典菜式，接著由天主教澳門教區聖樂總監梁啟信帶領，深入參觀主教座堂及聖若瑟修院，近距離欣賞珍貴管風琴，最後參加者在修院教堂內輕嘗葡萄牙聖樂，讓視覺、味覺與聽覺在歷史現場共振。

這種對根源的追尋，同樣體現在呼應王致仁《漁光爵韻》的滘西洲漁民文化遊中。團隊先帶觀眾去西貢滘西洲看漁民的真實生活，理解他們漂泊海上的歷史與情感，再去聽王致仁如何用爵士鋼琴重新詮釋這些旋律，那種感動會是截然不同的。而在文學與電影的連結上，針對改編自劉以鬯意識流小說的戲劇《酒徒》，藝術節策劃了上環舊區遊。由於該作品啟發了王家衛的《2046》和《花樣年華》，這次行程將帶領觀眾重溫1960年代的社群電影場景，並特設非遺活字印刷工作坊，讓觀眾親手觸摸那個文字與印刷並重的時代質感。此外，在第53屆中，針對結合法國大木偶團隊與北京戲劇學院的作品《海底兩萬里》，藝術節更舉辦了東涌生態導賞團，讓觀眾從劇場走向真實的海岸線，反思人類對自然的影響。

Flora 直言，這些導賞團往往入不敷支，但為了將藝術推入社群，深化觀眾對作品的理解，藝術節依然堅持去做。「有些社群的人未必會第一時間走進劇院，但透過這些在地活動，我們將藝術帶到他們身邊，同時也讓劇院裡的觀眾，看見舞台以外真實的風景。」

從引進者到創造者

回首多年歷程，Flora 強調香港藝術節的角色已發生質變：從單純的節目引進者，轉變為項目的發起人與委約者。透過主動撮合本地與國際藝術家，藝術節致力於激發出意想不到的火花，實現藝術生態的可持續發展。

面對坊間偶爾仍有「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論調，Flora是「超級反對」。她以自身經驗為例，對比國外某些城市晚間活動的匱乏，香港幾乎全年無休的文化行事曆，從藝術節、西九文化區、Art Central 到電影節，證明了這座城市的活力。這份精彩背後，是 Flora與團隊如精密鐘錶般咬合運作的成果。支撐這一切的，是她對藝術純粹的熱愛，以及那份在亂世中，堅持為城市搭建心靈橋樑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