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怎樣的信念，能驅使一位香港公立醫院的護士，甘願放下安穩，隻身奔赴一場又一場嚴峻的人道危機現場？當醫療技術能縫合肉體的傷口，又有誰能撫平那些因戰爭與流離失所，而深刻在倖存者心中的創傷？無國界醫生（香港）董事會主席趙卓邦，正是這份人道主義精神的踐行者。他的歷程，不僅是從前線救援人員到組織決策者的角色轉變，更是一場在恐懼與無力感中，關於選擇、承擔與希望的深刻詰問。無國界醫生早前於商場舉行的《救無休止》展覽中，他向公眾剖析了救援工作的真實面貌，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故事，更是無國界醫生團隊在全球超過70個國家，日復一日面對的挑戰與堅持的縮影，呼喚著大眾的支持，共同應對「戰爭無休止、疾病無休止、天災無休止」的困境。

對於生活在相對安穩的香港市民而言，「人道救援」或許是一個遙遠而模糊的概念。趙卓邦坦言，香港並非災難多發之地，媒體對遠方災難的報道亦有限，容易讓人產生距離感。「這些災難，甚至人道的救援是真的無處不在，很多地方都需要，而且那個狀況、那個規模，也都是大家無法想像中那麼大。」

許多人以為，人道救援就是派遣醫護人員到前線治病救人。但十多年的前線經驗讓他深刻體會到，這項工作遠比想像中複雜。它不僅是臨床工作，更是一個融合了健康推廣、公共衛生建設，以至地緣政治考量的龐大工程。因此，一個完整的救援團隊，絕非僅有醫護人員，還包括負責打通供應鏈的後勤人員、建立臨時醫院的工程師、進行社區教育的健康推廣人員，以及為真相發聲的傳訊專家。

更重要的是，無國界醫生堅守「見證」的原則，因為他們深信，沉默會讓死亡加劇。「我們希望將於前線親眼目睹的真實情況，傳達至世界每一個角落；當我們目睹不公義的事件時，便會公開作證。」這份「見證」並非空泛的口號，而是具體的行動，它可能是在目睹醫院被蓄意轟炸後，團隊收集證據、召開國際記者會，向世界揭露戰爭罪行。這種行動立足於組織的獨立、中立與不偏不倚原則之上。他們譴責的是「行為」本身，而非任何政治實體，目的只有一個，確保身處危困中的人，能獲得應有的人道對待。這份為不能發聲者發聲的勇氣，與手術刀、藥物同樣重要。

從預演到實踐

投身人道救援，並非一時衝動，而是一場周詳且堅毅的準備。早在決定加入之初，趙卓邦便意識到自己必須掌握應對「槍傷、爆炸、戰爭」等情況的急症室技術，並主動進修骨科、創傷科、產科知識，甚至遠赴英國攻讀熱帶病學。這份自我裝備的清單，反映了他對未來工作環境的深刻洞察：在前線，你不會有專科轉介的奢侈，你就是病人唯一的希望。

「某程度上，也是一個負責任的表現，為將要接受我服務的人負責任，絕對不能在傷患面前裝作懂得應付。」在正式加入前，他更自費前往印度加爾各答的「德蘭修女垂死者之家」擔任義工，將其視為一場「預演」，刻意讓自己適應惡劣環境，並小心翼翼地避免病倒，以免從貢獻者變成負累。這份深思熟慮與自我克制，正是一位專業救援人員，在熱血背後必須具備的冷靜與承擔。

要成為無國界醫生的一員，單憑一腔熱血並不足夠。組織對救援人員的甄選極為嚴謹，申請者除了必須具備專業資格和一定的醫護經驗，更要對無國界醫生的理念有深刻認識，並需要接受多方面進行考核，包括承受壓力的能力、團隊合作與溝通技巧，以及在困難情境下作出決策的判斷力，通過甄選後，真正的考驗才剛開始。趙卓邦在2013年正式加入後，便被安排到挪威接受為期一星期的入職訓練，在這場高強度的模擬中，新人會被置入各種極端情境：例如在「戰區」協商醫療物資的通行權，或是在「疫症爆發」時，面對社區領袖的質疑與不合作。他們必須在資訊不全、資源有限、隊友意見不合的壓力下，迅速作出抉擇。這不僅是為了學習如何協作，更是為了讓每個人直面自己的極限與偏見，將無國界醫生的理念內化於心。

在安全規條下的堅持

趙卓邦的首個任務，被派往巴基斯坦，接壤阿富汗邊境、被標籤為「安全風險極高」的區域。在長達九個月的任務期內，他的活動範圍僅限於醫院和宿舍之間，絕對不能踏足街上，以防被綁架。這種幽禁般的狀態，對人的心理是巨大的侵蝕。除了與隊友聊天和運動，建立嚴格的「日常規律」是重要的精神支柱。無論工作多麼混亂，每天閱讀幾頁書，或與團隊共進晚餐，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儀式感，能為失序的生活提供一個穩定的錨點。

組織對「過勞」的防範亦極為重視，除了強制休假，更有專門的心理支援團隊定期巡訪，與前線人員進行一對一的「解說會」，讓他們有安全的空間，去梳理和宣洩工作中的創傷與壓力。

從巴基斯坦處理槍傷、爆炸等「有形」創傷，到轉赴西非面對「無形」的伊波拉病毒，對趙卓邦而言，是截然不同的衝擊。他坦言，處理戰亂傷口，目標明確，路徑清晰；但面對看不見的病毒，挑戰卻遠超醫療層面。「前者是見到傷口，我知道如何做，但病毒是看不到的。但很大的反思是，看不到的病毒，卻可以將整個國家的經濟、健康系統，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完全摧毀了。」

病毒的可怕之處，不僅在於其致命性，更在於它所衍生的謊言、謠言與猜忌，徹底撕裂了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當時你打個噴嚏，別人也會怕了你。這種因疾病而生的恐懼，迅速演變成歧視。」他親眼目睹許多康復者，即使手持無國界醫生發出的健康證明，依然被自己的村莊拒於門外。救援團隊甚至需要親自護送康復者回家，用實際行動向村民領袖證明他們已無傳染性，懇請社區重新接納他們。「這個也反映到，其實不被接納，在當地是一個很困苦的狀況。他們的康復之路是很長的，已經不再是伊波拉對他們的病症。」病毒留下的，是比生理創傷更難癒合的社會烙印。

戰火中最無辜的受害者

在眾多病人中，最讓趙卓邦心繫的，是兒童。他用「禍從天降」來形容在也門內戰中遇到的孩子。「他們可能是吃飯中，突然間遇到轟炸，他的家人死了，只有爺爺陪住佢。」醫療團隊最終仍無法保住孩子的手臂，只能進行截肢。每當看到爺爺帶著這個失去手臂的孩子回來覆診，趙卓邦內心都充滿掙扎：「我想這個小朋友自是無辜，你說他叛軍，我看不到，他們只是平民。」截肢手術的成功，只是治療的開端。接下來，孩子要面對的是終身的殘疾、社會的歧視，以及在一個被戰火摧毀、百廢待興的國家裡，幾乎渺茫的謀生機會。這些醫療之外的沉重後果，是救援人員心中無法輕易放下的重擔。這種對兒童的關注，貫穿他不同的救援任務，讓他深刻體會到：「好多戰爭，其實最後最傷痛的，都是兒童。」

無國界醫生的工作，從不止於治療身體的傷患，針對心靈的支援同樣至關重要。團隊中的心理治療師會透過繪畫、交談等方式，去了解病人內心的創傷。「心靈的傷口我們見不到，但它確實存在，甚至它持續的時間會比外科傷口更加久。」

救援的成功，並不僅僅是手術的完成。他更為這些孩子的將來感到憂慮。「我們救回他，可能康復完之後，但他慢慢地長大，怎麼辦呢？他沒有了手。」他沉重地指出，即使在香港這樣發達的城市，肢體傷殘人士要謀生亦非易事，更何況在一個百業蕭條、沒有工作機會的戰亂之地。他對兒童的關注，貫穿不同的救援任務。從伊波拉治療中心被感染的孩童，到孟加拉全球最大的難民營，他看到的，總是最脆弱的身影。在孟加拉，他的其中一項任務，就是為六個月至五歲的兒童進行營養篩查，希望能及時找出嚴重營養不良的個案並立即提供治療。在難民的上岸點，他目睹兒童欠缺衣服鞋物，幸好船不沉。原來很多戰爭，其實最後最傷痛的，都是兒童。

救援者的自主權與承擔

當被問及若再有機會，是否願意重返前線時，趙卓邦的答案是肯定的，但這份肯定，從不代表無畏無懼。然而，他反思道：「如果每一個人都只是用一個『怕』字去處理事情，其實到時就沒有了。」在極端險境中，總要有人選擇留下。這份「留下」的選擇權，始終掌握在每一位救援人員自己手中。組織給予成員絕對的自主權，任何時刻若感到無法承受，都可以選擇離開。「我們不會勉強人員，留下來的人，並非因為他們沒有恐懼，而是因為他們在直面恐懼後，依然判斷自己能夠應對，並選擇繼續履行這份使命。」

近年，趙卓邦的角色迎來了重大的轉變，從前線的執行者，轉為在董事會中擔任管治角色。這種角色的轉變，也為他的生活帶來新的挑戰。他坦言自己與大部分香港人一樣，既有教學工作，也有剛迎來新生命的家庭，同時還要履行董事會的職務，時間分配至關重要。幸而，他的太太也曾是無國界醫生的工作人員，對他的投入給予了極大的理解和支持。他坦言：「壓力大了，時間短了，但是我需要更加多的動力去令到這件事發生。」而這份新的動力，正來自於他對下一代的期許：「特別是現在我有了小孩，也希望小朋友將來是活在一個美好的世界。所以『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力量，令到我還在支持著。」

在人道救援的前線，特定的醫療專才需求尤為殷切，特別是婦產科醫生、外科醫生、麻醉科醫生。為了填補這些空缺，無國界醫生一直不遺餘力地深入各院校舉辦分享會，「播種」的足跡遍及中小學及大學。然而，趙卓邦亦坦言，在香港進行招募工作充滿挑戰。「始終在香港，招募是困難的，因為香港前線醫護人員非常忙碌，很難抽到這麼長的時間去做任務。」儘管如此，無國界醫生依然會積極宣傳，將持續透過實體活動連結社區，除了每年夏天的「無國界醫生日」，「救援在野」亦會再度舉辦。組織希望以此作為橋樑，「用一個香港人都喜歡的模式，令不認識無國界醫生的人，有興趣了解。」

與此同時，組織亦會針對特定的人道危機進行重點宣傳。例如在8月關注孟加拉羅興亞難民的狀況，並計劃在10月，即加沙戰事升級的週年之際，大力喚起公眾對當地狀況的關注。事實上，截至近期，已有第12位無國界醫生的工作人員在加沙的戰火中被殺害。「我們用的字眼是『被殺』，因為他們不是一些意外，又或者一些不同的狀況而死亡。這些工作人員是在等候人道物資時被蓄意殺害，並非參與武裝衝突。」為此，無國界醫生不斷呼籲，必須改變現行的人道援助模式，並再次要求立即停火，以保護當地二百萬民眾的生命，並讓足夠的援助物資得以進入。這些宣傳工作，旨在喚醒大眾，讓遠方的人道危機不再只是一個個冰冷的數字。

救援者的多重裝備

對於有志加入無國界醫生的醫護人員，趙卓邦認為，首要是「自我審視」，評估一下自己是否合適。若通過了自我評估，紮實的基礎醫療技術是硬實力的核心。因為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下，救援人員必須能獨立應對各種突發狀況。然而，僅有專業技術並不足夠，亦需要有「全面視野」，香港的醫護培訓雖然高度專業化，但反而會讓視野局限於臨床的專科之上，而人道工作需要更宏觀的理解。其次是卓越的溝通能力與適應力，無國界醫生是一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團隊成員來自世界各地。這種跨文化協作的能力，只能透過不斷與人溝通、親身到外地遊歷見識來培養。當然，具備極大的「彈性」和「隨遇而安」的心態，需要有臨場應變的技巧，是不能忽略的一環。

儘管在香港招募專才面臨現實挑戰，但透過在醫學院「播種」，以及連結社區的多元化活動，無國界醫生依然努力不懈地，將人道精神的種子散播出去。這份堅持，也需要社會各界持續的關注與支持，不論是透過捐款，或是有更多本地醫護人員有機會參與其中，彼此的目標，都是為無休止的人道危機，帶來希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