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正式交往，大家自然會先想到在西漢時期的公元前139年，由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直抵今天的伊朗，開拓出絲綢之路；繼而想到在明代初期的公元1405至1433年間，鄭和船隊七下西洋遠達東非的壯舉。

追溯海上貿易的歷史，史料有記載在公元前四百年多年，巴比倫商人已經由海路到達南海進行貿易；與此同時，古希臘史料中也有中國絲綢經海上輸入的記述。所以有歷史學家認為華南海上絲路或始於春秋末期，而番禺（今天的廣州）則是華南海上絲路最早的始發港。史書上也明確記載了東漢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即羅馬帝國）已遣使來中國敲開海上貿易大門。

西漢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粵地處近海，中國（即中原）往商賈者多取富焉」，可知二千多前廣東一帶已是成形的商貿中心。今天華南一帶在秦代（公元前214年）被併進中國版圖，其后趙佗據地為王，成立了南越國（公元前203至公元前111年）。若大家到廣州的南越王墓博物館跑一趟，自會了解到當年這片「南蠻」據地實在已跟東南亞各國有頻繁的海上貿易往來。

唐代設市舶司處理海上貿易

初唐時期（公元662年），高宗便在廣州設立第一個市舶司（作用等同今天的海關）以處理海上貿易。根據《新唐書·地理志》及《廣東海防史》所描述的「廣州通海夷道」：商船從廣州啟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門港，至海南島，經越南東南部海面，通過新加坡海峽駛往爪哇，西出馬六甲海峽，再從印度西海洋至波斯灣的奧波拉港和巴斯拉港。這條海上貿易路線全程14000公里，堪稱當時全球最長的航線。在唐代，屯門港更得中央政府屯兵三千以鞏東南門戶，當年的屯門也正是今天的屯門，所以香港自古以來便處於海上絲路之中的說法絕非信口開河。

宋代時，陸上絲路因政治原因變得障礙重重，貿易大幅萎縮，而海運則成為中西方貿易運輸和文化交流通道的不二選擇。宋朝海運之發達，遠勝前朝。據《宋會要輯稿》所記，公元1137年，「市舶之利最厚，動以百萬計」，遠勝「取之於民」。茶、絲以外，宋代在科技的突破，包括指南針、火藥、印刷術和瓷器等，進一步拓展了中外交流的質與量。雖然陸路交通曾經在元代經歷短暫的興盛期，海運則一直持續發展，而海上絲路的沿綫城市則欣欣向榮。中國海上貿易的發展，在明代鄭和下西洋時扺達巔峰。

元明施海禁對外封關

至十五世紀時，人類進入偉大的航海時代。西班牙與葡萄牙原來指向東方舊世界的海上探索卻讓西方發現了新世界。可是中國卻在享用開放的盛筵時，掀開閉關的序幕。雖然「海禁」在元代已斷斷續續施行，卻是明代的基本國策，三令五申地實行了幾近二百年，跨越大半個朝代。一面嚴禁人民對外通商貿易，亦同時限制外國人到中國的貿易活動。葡萄牙為了打開與中國的貿易，希望在珠江口建立長遠的貿易口岸和據點，在公元1521年不惜與堅決阻攔的明軍交鋒，史稱「屯門海戰」。明軍雖然勝了一仗，但葡萄牙人最終仍長據澳門。

清代延續了前朝的政策，限制外國人通商往來；可是此一時彼一時的國力興衰，也最終致使香港脫離了中國管治一百五十五年，卻成為西方國家在海上絲路的重要樞紐，更而躍居世界商業貿易的前列城市。

歷史的轉折往往超越我們的想像，但卻不難總結一點智慧：「開放是盛世的基礎，封閉是衰弱的開端」。

撰文：林筱魯（資深規劃師，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