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技的演進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教學模式與教育生態。隨着教育局於今年6月份正式推出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並確立了4大重點與10大策略，香港教育界正面臨如何將宏觀政策理念有效轉化為前線實踐的巨大挑戰。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張志強教授指出，政策框架與藍圖固然完善，但最關鍵的環節始終在於落實。面對日新月異的人工智能技術、社會結構的轉變以及新一代學生的獨特需求，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正透過重組學科架構、革新評估模式、強化人文關懷，以及推動國際與大灣區協作，全方位培育新一代教育工作者。同時，學院與「賽馬會人工智能教育」計劃（JC GoAI）合作，將學術研究與前線教學緊密結合，為香港教育生態帶來實質且深遠的改變。

在探討教育局最新公佈的數字教育發展藍圖時，張教授認為，藍圖所涵蓋的4大範疇與10大策略在覆蓋面上已經相當全面，無論是特首的施政方針、未來的15規劃，抑或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指引，均高度強調人工智能與數字化教育的重要性。然而，他指出，政策檔案數量再多，最終的成敗依然取決於落實的情況。

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目前設有10個研究中心，當中約有3至4個中心專注於與中小學及幼稚園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例如「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CUSP）以及「優質學校改進計劃」（QSIP）。透過這些長期的前線協作，學院團隊發現，將理念性的政策落實到學校底層是整個過程中最困難的一環。前線教師日常工作已經極為繁重，面對不斷增加的教學要求，如何協助他們釐清優先次序，將數字化教學工具有效融入課堂，成為了教育學院的重要使命。

為應對這些挑戰，張教授提出必須從「四個未來」的宏觀框架來重新審視整個教育生態。這四個持份者層面包括：未來的學生應該具備甚麼優勢、未來的課堂應該如何運作、未來的學校應該具備怎樣的環境，以及未來的整體教育生態圈應該如何發展。他認為，目前的重點在於如何針對這四個層面，系統性地培養學生、培訓教師以及建設學校，讓教育體系能夠真正適應數碼時代的需求。

迎戰數碼原居民時代

在探討未來的課堂與教師角色時，張教授點出了一個核心的世代差異問題。目前的學生群體被稱為「Generation Alpha」或「iPad Kids」，他們是徹頭徹尾的「數碼原居民」，自出生起便與數碼科技為伴；相反，大部分現職教師則是「數碼移民」，他們需要透過後天學習來適應科技的發展。

張教授引述教聯會近期的報告指出，高達60%的教師未必能夠完全掌握如何運用人工智能進行教學，這情況在部分傳統教師中尤為明顯。因此，如何培養這批「數碼移民」去教導「數碼原居民」，成為了教育界亟待解決的痛點。他強調，在推行人工智能教育時，必須堅持「人腦為主，電腦為輔」的核心理念。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角色不應該是完全替代人類的「自動駕駛」，而應該是協助師生共同探索的「副機師」。

除了前線教師，學校領導層的觀念轉變同樣至關重要。張教授提到，在推動人工智能落地的過程中，學校管理層往往是步伐最慢的一環。如果校長未能充分理解並支持數碼化教育的落地，整間學校的推行進度將會大受影響。為此，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正積極構思兩個主要方向的培訓：第一是針對學校領導層推出短期課程，協助校長掌握人工智能在學校管理與教學規劃中的應用；第二是發展專門針對學習設計與人工智能的碩士課程。目前學院雖然提供12個碩士課程，但尚未有一個完全針對人工智能的專屬課程，學院正著手填補這一空白，以滿足教育局要求教師在3年內完成30至60小時持續專業發展的龐大培訓需求。

應對人口結構與社會轉變

在全球化與科技急劇發展的背景下，單一學科的知識已難以應付未來社會的複雜需求。張教授表示，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正積極推行跨學科教育，以回應時代的呼喚，早已聯同理學院及工程學院，推出為期4年的「學習設計與科技」（Learning Design and Technology, LDTE）本科學位課程，此舉旨在打破傳統學科壁壘，讓準教師在掌握教育理論的同時，亦具備跨領域的科技應用能力。

面對本港人口結構改變、出生率急劇下跌及少子化趨勢，教育界必須建立更具彈性及多元化的學術架構。「學院正積極籌備與社會科學院合作，構思涵蓋政策分析等範疇的新主修課程，心理學及公共政策分析等領域在現代教育管理與社會問題解決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未來亦會探討與法律學院等其他學系開展合作的空間。」相關新課程預計需時兩年時間通過大學各級委員會的審批，目標在未來兩年內正式推出，為教育界輸送具備宏觀社會視野的專業人才。

重塑核心素養

在人工智能普及的年代，具備數碼素養已成為職場與社會的基本門檻。然而，在追求科技應用的同時，教育的核心始終在於「人」。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在制訂未來策略性方向時，確立了學術優秀、社會影響及國際化等核心支柱，並特別注重在課程中融入人文關懷、倫理與社會責任。

「未來的教師不僅需要掌握人工智能技術，更要具備引導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的能力。這正是為何許多大型人工智能企業近期開始大量聘請哲學專家的原因，因為科技發展背後牽涉到極為複雜的倫理與道德關係。」因此學院在檢視現有課程時，積極將聯合國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融入教學內容。目前，中文大學整體聚焦於其中7個目標，而教育學院則針對其中4個目標進行深入探討。「隨著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全球目前大約有10,000個大型數據中心，當中美國佔了約一半。研究發現，這些數據中心在運作時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資源與電力，導致周邊地區的平均氣溫上升了約兩度。這些科技發展背後的環境代價與倫理責任，正是新一代教師必須向學生傳遞的重要課題。教育不應僅僅停留在技術層面，更要培養學生對社會與環境的責任感。」

學生的身心健康（Well-being）亦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未來5年重點關注的研究領域之一。張教授指出，香港學生在PISA、TIMSS及PIRLS等國際教育評估中屢創佳績，學術表現與考試成績名列前茅，但相比起丹麥、芬蘭等重視全人教育的歐美國家，本港學生的身心健康指標卻顯得較為遜色。

面對報章上屢見不鮮、且有年輕化趨勢的學生自殺問題，張教授認為這反映了現行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隱憂。他強調，教育不應只著重於訓練出「讀書厲害」的學生，更要關注他們自身的健康與心理質素。因此，學院致力在師資培訓中強化對學生身心健康的關注，並提倡在教育課程中融入「3C」核心能力，即批判性思考、創造力及協作能力。透過這五個範疇的改革，學院希望無論是職前（Pre-service）還是現職教師，以至學校校長，都能夠具備這些核心能力，從而為學生營造一個更健康的成長環境。

從微觀課堂到宏觀制度的長遠工程

教育生態的轉變，無可避免地觸及教學與評估模式的根本性改革。張教授坦言，評估模式是目前香港教育界最大的痛點之一。在探討「教甚麼、怎樣學、怎樣評」這三個核心範疇時，他認為目前大部分學校在人工智能的教學推行上已有不錯的進展，但在評估學生方面仍面臨巨大挑戰。

他指出，香港的教育體系長期與考試制度（如中學文憑試 DSE）緊密掛鈎，這不僅是本港獨有的現象，在內地、韓國、日本等亞洲地區亦普遍存在。要打破這種過度著重考試結果的僵局，必須從微觀的課堂設計及宏觀的評估機制著手。他建議可以參考國際文憑（IB）等不同的評核方法，推動更多元化、著重學習過程而非單一結果的評估模式。

在宏觀的學校評估方面，張教授認為目前的評估機制（如APASO數據庫）或坊間依賴的Band 1、Band 2、Band 3分類及升中派位數據，主要依然是成績主導。在數碼年代，單憑有多少學生考入Band 1學校，已不足以全面評估一間學校的整體水平與學生的多元能力。他相信，改變評估模式將是一項需時5至10年的長遠工程，難以在一夜之間完成，但教育界正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例如近年大學入學已開始參考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School Portfolio），部分主修科目亦不再單一依賴學術成績。

這種評估改革同樣迫切適用於大學教育，傳統的大學教育學科評估往往依賴佔分高達70%的期末論文。但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普及的今天，學生只需輸入簡單的指令，便能輕易利用Claude或ChatGPT等工具完成寫作。面對這種情況，全面禁止使用人工智能既不切實際也不可能。相反，教育界應該改變評估方式，容許並引導學生將人工智能視為輔助工具，去完成更具創意及實用性的任務。

未來的學習與評估應該以「問題為主導」，他分享了早前參觀「學與教博覽」（LTE）時所見的學生作品：有學校的學生針對人口老化問題，設計了一款數碼卡（Digital Card），當長者跌倒時會自動發出訊號通知家人；另一間學校的學生則針對獨居或居於安老院的長者，開發了專屬的應用程式，讓他們每天能透過短片與家人溝通。這些從真實社會問題出發、運用科技尋求解決方案的專題研習，不僅能大幅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更是未來評估學生綜合能力的重要方向。

拓展國際視野與深化大灣區協作

為提升學術水平及擴大全球影響力，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正積極推進國際化策略。張教授表示，學院正籌組國際諮詢委員會，目前已鎖定6至8個關鍵合作夥伴，當中4個已經在積極進行中。這些頂尖學府包括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及英國的倫敦大學學院等。學院期望透過建立這個強大的學術聯盟，由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牽頭，推動國際性研究專案與大型國際會議，致力成為亞洲區內教育研究的領頭羊。

與此同時，學院亦高度重視與粵港澳大灣區的教育協作。除了安排本科生前往北京及上海進行交流外，大灣區亦是學生擴闊視野的重要基地。學院與華南師範大學、深圳大學及南方科技大學等內地高等院校保持著緊密的合作關係，範疇涵蓋學術研討會、大型會議、聯合研究項目，以及針對校長與教師的專業培訓。張教授本人亦頻繁參與大灣區的學術活動，例如專為博士生而設的論壇，以及在深圳舉行的人工智能與機器人研究院（AIRS）活動，積極促進兩地教育科技的深度交流與協同發展。

憑藉在人工智能教育領域的深厚根基，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在全球學術界享有崇高聲譽。張教授自豪地指出，中大在人工智能教育領域的論文引用率位居全球第一，學院目前擁有三位在全球引用率最高的頂尖教授，近期更增聘了兩位專精於人工智能的專業教師，進一步鞏固了學院在該領域的領導地位。

JC GoAI 計劃：聯動學界推動人工智能落地

在推動教育科技實踐方面，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作為「賽馬會人工智能教育」計劃（JC GoAI）的聯合策動夥伴，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關鍵作用。該計劃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策劃及捐助，旨在培養學生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素養及應用能力。計劃的核心價值在於將高水平的學術指導與前線課堂經驗完美糅合，確保科技應用能夠真正「落地」，這正正回應了教育局數字教育藍圖中最具挑戰性的一環。

JC GoAI 計劃自去年9月開始籌備，並於今年3月12日在英華書院正式啟動。這項為期4年半的大型教育專案，目前已成功招募110間學校參與第1及第2期階段，並正積極準備招收第3及第4期的學校。計劃的終極目標是惠及全港合共300間中小學，覆蓋從小學四年級至中學三年級的學生。

為確保計劃順利推行，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動員了旗下的專業團隊。擔任「賽馬會人工智能教育」計劃聯合研究員的張教授表示，自去年起，學院已有6位同事聯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專家以及本地前線教師，共同參與課程設計。在落實階段，學院的兩個核心中心發揮了重要作用：傳統上主要負責幼稚園及小學的CUSP，以及專注於中學發展的QSIP。這兩支專業團隊深入參與學校，協助教師將人工智能教材有效轉化為實際的課堂教學。

計劃的一大特色是強調「共創」，JC GoAI 邀請了來自全港不同學校的教師擔任「共創老師」，即使其任教的學校尚未正式參與計劃，教師依然有機會與中大及MIT的專家團隊合作，共同研發切合本地教學環境的教材。這些教材不僅涵蓋人工智能的基礎知識與素養，更著重於將人工智能與傳統學科（如中文、英文、數學、科學、人文學科及視覺藝術等）進行深度融合。張教授指出，參與計劃的學校無需具備特定的先決條件，無論是政府資助學校還是直資學校均可報名，但關鍵在於學校管理層必須與各科教師協調，確保教師有足夠的時間投入培訓與課程實踐。

實踐理念：動手玩、動腦筋與學習多樣性

JC GoAI 計劃在教學法上強調4個核心理念：「動手玩、動腦筋、一起創作、反思」（Go play, go think, go make, go reflect）。張教授認為，將這些抽象的理念轉化為具體的學校實踐，讓學生清楚知道「學甚麼」及「怎樣學」，是整個計劃成功的關鍵。

他分享了多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實踐案例。例如，嘉諾撒聖瑪利學校的教師利用人工智能圖像生成工具，將傳統枯燥的中文成語學習徹底活化。學生不再需要死記硬背，而是透過生成有趣的圖畫來理解成語的意境，這極大地提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

此外，針對小學生學習古詩文的難點，中文大學團隊專門研發了一款人工智能學習工具。以古文中的「之」字為例，該字在同一篇文章的不同位置往往具有不同的詞性與含義，對小學生而言極具挑戰性。該AI工具能夠引導學生逐步拆解不同語境下的字義，並結合創意互動方式，讓學生嘗試用文字描述古代人的生活環境，再由AI將這些描述轉化為圖像。這種互動不僅加深了學生對古詩文的理解，更激發了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濃厚興趣。除了中文科，香港理工大學（PolyU）亦在語言學習方面進行了相關的實踐，展示了人工智能在跨學科應用中的廣泛潛力。

張教授以烹飪作比喻：中大團隊提供的教材與AI工具就像是「食材」，而前線教師則是「廚師」。面對Band 1與Band 3學校截然不同的學生程度，教師必須學會如何運用這些食材，調配出適合不同學生的「菜式」，就像四川人喜歡吃辣，而南方人偏好清淡一樣。JC GoAI 計劃的重點並非要求所有學校死板地跟隨同一本教材，而是傳授核心概念，引導教師根據校本情況與學生的自身程度，靈活調適人工智能的應用方式，從而真正照顧到學生的學習多樣性。即使不使用人工智能，這套「Go play, go think, go make, go reflect」的教學理念同樣適用於其他傳統學科的教學中。

張教授相信 JC GoAI 計劃將發揮重要的示範作用，「教育政策的推行必須基於實證，如果這300間學校及數以千計的教師能夠透過計劃取得實質成效，下一步便應該將這些成功經驗推廣並主流化，讓全港逾千間學校都能從中受惠。」

面對數字化時代帶來的教育變革，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在張教授的帶領下，展現出務實而具前瞻性的發展藍圖。從推動跨學科課程重組以應對人口結構轉變，到倡導人文關懷與可持續發展以重塑核心素養；從推動長遠的評估模式改革，到積極拓展國際與大灣區的學術網絡，學院正全方位重塑師資培訓的標準與教育生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