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的防疫規定以及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削弱了香港的吸引力，原本新加坡是可以取而代之，惟當地有不少限制亦影響了外資的決定。例如新加坡一直在收緊外國人才的引入，以回應選民對外國人都拿下最好工作的疑慮。此外，當地亦於兩年內第二次提高外籍員工的最低工資門檻，以鼓勵公司僱用更多本地人。
《彭博》指出，由於新加坡有嚴格的簽證規定、招聘的限制和其他繁文縟節的障礙，最近幾個月從香港轉入新加坡的銀行家人數未如想像般「滔滔不絕」。
例如對沖基金經理Stephen Diggle，在新加坡經營家族辦公室，但未能一次過調動40人來。
新加坡亦加大了外國人創建家族辦公室的難度，提高了管理當地資產的最低標準和其他足以獲得關鍵稅收優惠的條件。另一方面，外國勞工的家屬現在需要由公司擔保的簽證才能在新加坡工作，增加簽證持有人配偶尋找兼職工作的難度。由於上述的限制，一些公司被迫將目光投向更遠的地方，部分公司正在考慮到倫敦或悉尼，另一些則被低稅負吸引到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