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政經

在全球政局博弈下 香港綠色金融商機如何?

隨著美國總統拜登正式上台,推翻不少特朗普時代的政策,早前簽署多項行政命令。行政命令中首次將氣候變化列為「所有外交及國家安全政策核心部分」,同時提倡發展清潔能源,計劃在2035 年令電力產業碳排放降至零,並在2050 年達成碳中和目標。 美國重返《巴黎協定》,除減少碳排放保護地球永續發展外,也為全球日益增長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需求奠定基礎。綜觀大部分投資者逐漸認同,綠色金融及可持續發展可以提高金融機構或企業的業務水平及長期盈利能力。 目前超過四分之一的基金把環境、社會及管治(ESG)表現作為投資決策的依據之一。有研究發現,ESG評級愈高的公司在公司治理、合規性、資產負債表實力和品牌聲譽等方面往往表現更好,盈利、股票估值、信用評級也會更高。注重ESG的企業,在疫情下的波動市況中也更具有防禦力。 過去3年,包括中國內地、香港、澳洲、印尼、歐盟在內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都出台或加強了對ESG訊息披露的要求。各大企業也開始設定相關目標。在本港,近年企業對ESG已逐漸認識,此源於2019年港交所(00388)要求上市企業提交ESG報告,初時並非強迫性,2020年要求必須加入。證監會也建議,基金經理在投資風險管理流程中妥善考慮氣候相關風險,並作出適當披露。 全球投資者近年已開始關注並增加對低碳經濟的投資。全球綠色債券的發行規模呈指數型增長,年度發行額在2012年至2019年間,漲幅接近100倍;另一方面,中國大力發展綠色債券市場,於2015年首次發行綠色債券,4年時間發行總量已升至全球第一。 香港擁有簡單的稅制、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定位,其在ESG領域發展未來有很大發展的空間。截至2019年底,本港已發行多達260億美元的綠色債券,並計劃在未來5年發行合共約660億港元政府綠債,有望成為區內可持續金融發展的領導者。加上,去年5月出台《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金融30條」),都明確支持香港地區打造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推動相關基於香港地區平台發展綠色債券市場,建設國際認可的綠色債券認證機構。故香港在國策支持下其角色更加吃重,綠色金融衍生商機無限。 [...]

企業策略

施永青倡「可持續發展」地積比誘因 解決建屋問題

環保促進會公佈「香港企業可持續發展目標實踐調查」報告。調查發現,港企在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實踐,相比大型企業,中小企較少鼓勵員工為可持續性挑戰提供創新解決方案;另外,環保促進會主席施永青,作為房地產界企業,建議政府引「可持續發展」地積比誘因,在加快香港建屋量之餘,亦能同步解決政府財政壓力,配合舊區重建及推動可持續發展。   聯合國於2015年9月公布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並於2016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近年企業逐漸重視「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ESG),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UNPRI)亦表明SDGs為公司ESG報告問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框架。負責任投資者越來越多地使用SDGs來評估公司風險,同時也將SDGs納入投資框架。 環保促進會主席施永青表示,作為房地產界企業,該會建議政府可以考慮如發展商能於發展不同項目時,加入可持續發展的元素,可給予發展商額外10%地積比,在加快香港建屋量之餘,亦能同步解決政府財政壓力。此外,舊樓業主在獲得額外發展地積比例後,將更樂於配合舊區重建及推動可持續發展。 環保促進會於今年5月至9月期間,向180個企業會員進行問卷調查,旨在了解企業在SDGs的實踐情況,識別需要改善的範疇,並提出改善建議,以推動企業更好地實踐SDGs和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調查結果顯示,17項SDGs當中,被訪企業現時實踐得最好的目標為:目標四:優質教育、目標八:體面工作與經濟增長、以及目標十六:和平、正義與強大機構,三項目標的採用率均超過八成。結果亦顯示被訪企業實踐得較差的目標包括:目標一、沒有貧窮(39%)、目標二:零饑餓(37%)、以及目標十三:氣候行動(47%)。 此外,測試亦發現目標九(工業、創新和基礎設施)在大型企業(63%)與中小企(37%)的採用率差距最大,由於中小型企業很少有獎勵計劃來鼓勵員工為可持續性挑戰提供創新解決方案。同時,對於中小型企而言,進行改造以使其前提更配合可持續和提高資源效率並不常見。   調查公布同日,環保促進會邀請企業及機構進行可持續發展論壇。(左起):新世界發展可持續發展主管鄧業煒、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黃鳳嫺、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環保促進會行政總幹事何惠萍及環保促進會主席施永青。   參與「可持續性評估」 提升企業管治 因應調查結果,環保促進會提出三方面建議,在可靠和可持續的現代能源方面,企業應採用更多可再生能源,並投資予潔淨能源相關的產品或項目。此外,參與「可持續性評估」可確保企業有效履行企業管治。在採用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上,企業應通過可持續採購和供應鏈管理,擴大企業對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施。在採購決策時,企業不應僅基於價格,而應同時考慮其對環境和社會的長遠影響;多採購環保、節約能源、節約用水產品;審核供應商,以確保沒有強迫勞動和工人權益得到保護;購買授予環境標籤和公平貿易標籤的產品;優先選擇僱用弱勢社群的供應商,採用社企的服務或其供應的產品;加强與供應商合作,提出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創新方案。 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企業應盡快評估氣候風險及掌握過渡低碳經濟,所帶來風險和機會,制定政策和行動解決方案。同時,企業需要制定二氧化碳的減排目標,並增加使用替代運輸燃料(例如電動汽車、混合動力汽車或生物柴油)。 [...]

專題

迎戰16度:疫情驅使ESG投資新浪潮

美股今年首季反覆下跌,唯獨與ESG相關的指數跌幅較細。 一直以來,兼顧E(Environmental,環境)、S(Social,社會責任)、G(Governance,公司治理)三個面向的企業,在全球股市起伏中走得更穩、更長。彭博最新數據分析,雖然新冠肺炎疫情衝擊造成美股大跌,然而ESG相關基金的跌幅卻較細。 分析指,企業如把ESG問題納入投資流程,會更有效應對供應鏈中斷、防災準備及氣候變化等問題。亦因此,企業重視ESG已是不能抗拒的趨勢,無論是新一代投資者,還是各國的主權基金都希望藉ESG減低投資風險,並發展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金融生態圈。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美股在今年首季反覆下跌,道瓊斯指數從年初至三月中崩跌了百分之三十三;與此同時,ESG指數─道瓊斯永續指數(DJSI)雖也下跌,跌幅卻只為百分之二十七。而在債券中,亦唯獨ESG債券指數最能力保不失,「彭博巴克萊MSCI全球企業社會責任債券指數」同期跌幅不到百分之八。 根據富達國際的研究,在今年二月十九日至三月二十六日的三十六日期間,二千六百間企業在市況波動之際,ESG評級的高低與股價的高低呈正比關係。富達由A到E,對各企業評級,發現評級每高一級,其股價表現就領先標普五百指數約二點八個百分點。 分析認為,這是源於重大的災難中,投資者往往會傾向避險,一如金融風暴出現時,投資者往往會避開新興國家或是細價股。而重視ESG的企業,會把環境、社會責任、企業治理相關的風險納入營運的考慮中,如會為供應鏈中斷、災害及氣候變化,早作準備。是故在疫情之中,這些公司可作出更快的應變,如緊急改造生產線,迅速調整方向,如允許員工在家遙距辦公,採用彈性工作制,用電話會議代替公幹面談等。 除了應變力強,由於有更強的社會責任,部分重視ESG的企業更會為醫院生產消毒洗手液和呼吸機,有的企業甚至無償供應原材料,給醫院帶來了莫大的幫助,亦能得到更正面的形象。 抗跌力一流 事實上,從過往的數據亦可以了解ESG企業一般有較強的抗跌力,根據巴克萊(Barclays)對○九年八月至一八年四月的統計,若將美歐投資等級債券以ESG的評分,分為兩大族群,會發現評分較高的十年間累積回報率,比評分低的族群高出百分之三點五。 研究指,重視ESG的企業會產生較高的投入資本回報與額外回報,企業的ESG表現往往與其財務表現呈正向關係。摩根士丹利的報告亦指出,ESG評級較高的公司風險管理亦較佳,意味ESG可為企業帶來較低的資金成本和更高的估值。 相對而言,不重視ESG的公司易於出現風險問題。如去年加州主要電力公司之一太平洋瓦斯電力公司,過去一直對線路疏於維護,在去年加州持續異常乾旱下,成為多起中大火災的罪魁禍首,結果天價賠償讓其面臨破產危機。 又例如共享辦公室WeWork雖然有新興的概念,一度受到投資者的青睞,但由於其複雜的公司結構、全男性的董事會,以及行政總裁亞當.諾伊曼(Adam Neumann)的私生活醜聞頻出,如不計成本大搞雞尾酒派對、飛機上吸食大麻、揚言想成為以色列總理、耗資六千萬美元購入私人飛機等,結果令企業估值一路從四百七十億美元大幅降至一百億美元,上市計畫被無限期推遲。 亦因此,投資ESG企業已是不可抗拒的投資趨勢,美盛集團在一八年發表的投資者報告中,發現高達七成的千禧世代(指十八至三十六歲人士)會在投資時納入ESG因子的永續基金,遠高於嬰兒潮世代(指五十一至七十歲)的兩成。 美林研究則顯示,未來二十至三十年間,將會有三十萬億美元總資產規模轉移至千禧世代,其中約百分之六十七的比例將會投資在ESG領域,即十五至二十萬億美元,顯示ESG概念在未來將備受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