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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筱魯:瘟疫

當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時,想起馬奎斯經典小說《愛在瘟疫蔓延時》的情節: 男女主角這對暮年戀人,為逃避岸上世界的紛亂纏繞,決定永遠留在那掛起代表著「霍亂」的黃旗,名為「忠誠號」的船上。 逃避和保持距離,是世人面對危險和災害的自然反應;利用災害的旗幟,以達至不同目的,在現實世界中也絕不稀奇。瘟疫當然危險,可是不少災害發生時,因恐慌引致的傷亡和破壞,常常比災害本身更為嚴重。 傳播疫症,可以通過人與人的接觸,也可以通過空氣和中介媒體。醫治方法未出現時,要防止和控制疫情,總離不開以阻隔方式減低接觸病源的機會,同時徹底消滅病源。以禽流感為例,香港在1997年爆發的疫症,共18人感染、6人死亡,自此在街市中屠宰活雞的畫面幾乎成為絕響,是否應全面推行中央屠宰的討論持續廿載。97年一「疫」以後二十年間,本地感染人數只有廿餘人,但「疫」下被銷毀的家禽亡魂則餘四百多萬。 面對人傳人的風險時,「殺」在今天社會,絕對不可能是選項。那怎麼區隔,便是高密度的現代城市必須面對的管理問題。 鼠疫沙士 重創香江 回顧香港開埠以來最嚴重的瘟疫,不論從染病或死亡人數而言,都並非是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而是1894年的鼠疫。當年香港人口未及三十萬,近八萬人因疫症逃回廣東,確認的死亡人數二千五百餘人;現時卜公花園所在的太平山街一帶被移平,七千多人被強迫遷徙;醫療船「海之家」被用作隔離用途,停在維港中心。華人極度不滿港英政府的措施,種種謠言不脛而走,誤解和猜疑迅速變成陰謀論,繼而轉化為抗議和抗爭。 2020的這場疫症,坊間引述「通勝」裏地母經中庚子年的經文:「太歲庚子年,人民多暴卒……見蠶不見絲,徒勞用心切。卜曰:鼠耗出頭年,高低多偏頗。更看三冬裏,山頭起墓田。」不少人起哄著說:地母經多準,庚子確實不是好的年干支。真的是天怒人怨!那麼大家不妨看看1894的甲午年,地母經的經文是:「太歲甲午年,人民不用愁。⋯…蠶老多成繭,何須有煩憂。卜曰:蛇去馬將來,稻麥樂倍堆。人民絕災厄,牛羊喜相陪。識候豐年裏,耕夫笑顏開。」有參考價值嗎? 兩個甲子過去了,香港的人口增長了三十倍,城市面貌今非昔比,社會經濟發展和市民的教育程度,都站在世界前列。然而世人依舊沒法避免瘟疫,香港也不能例外,但我們的應變能力理應比百多年前更完備;尤其經歷過2003年「沙士」一役後,市民的心理質素應該更為成熟。 萬眾一心 重拾抗疫之志 可是香港人的心靈和我們的醫療體系好像突然變得不堪一擊!以往萬眾一心的抗疫陣線屢生內訌;如何有效隔離病源與病人的討論,輕易被轉移作香港人與內地人的區別與矛盾;那裏設立隔離中心與及如何監管病者等議題,突顯了各家自掃門前雪的自私心態,與及大家都沒有自律能力的情況。謠言傳染病毒的能力明顯比飛沫優勝,沒有隔阻的互聯網世界讓精神疫症得以迅速散播。就算有充足的消毒劑和廁紙供應,也沒法潔淨仇恨與偏執的言論。 也許成熟富裕的社會首先失去的是各種免疫力。人作為社會中最基本的組成分子,已傾向接受正與負、0與1的簡單分列排陣,既反對又無比依賴政府這種超級矩陣的掌控和供養。這一場瘟疫,正好為如何理順科網世界中的城市—這種隨機組合與碰撞的單元,給未來的城市管理學者和執行人,提供寶貴的參詳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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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筱魯:文明的陷落

若然人類仍然停留在逐水草而居,依靠狩獵和採摘野果維生的時代生活,那麼生命的意義便難免只是生存和延續,談不上任何文明的建立。農耕和畜牧既讓人積存資產,亦促生了聚落的發展;穩定的社會組織,既有利累積生產經驗,亦構建了文化承傳的基礎。 史前的毀滅性天災其數有限,這些災害摧毀生態,滅絕物種,是地球生命系統「熄機重啟」的狀況。在地球上一次經歷的自然浩刧以前,究竟有沒有類近今天的人類文明存在,誰都不知道。史中記載發生的天然災害則不計其數,已知物種,包括人類都沒法預防避免。然而人類自古以來,便不斷破壞以至摧毀物種自身建立的生態和文明,這種自毀行為的名為戰事,它在歷史出現的程度,卻遠較天災頻密。 戰爭摧毀 敵方信仰與文明 發動戰事的原因,離不開資源的爭奪和掠奪,當然還有真真假假的信仰和信念之爭,與及國族仇恨。戰事和戰爭中,對壘雙方選擇摧毀的,往往是代表對方信仰信念和尊嚴的事物,也就是一時一地所愛護珍惜的文物。文物的價值超越主觀的審美,不論是建築、器物、服飾與及藝術品,所反映的不僅是權力和財富,而是承載著風俗習慣的文化文明,是一個地方的靈魂。徹底消滅敵方的文化,陪同著的手段莫論是屠殺還是同化,便代表著自身國族的永久勝利。 由是,民族與民族、國與國、城邦與城邦、村鎮與村鎮、黨派與黨派之間的鬥爭,每當訴諸武力時,文物—尤其是不能移動的,定必難逃一刧。不用看遠古史,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華沙、布達佩斯、柏林、德雷斯頓、東京等等歷史名城,無一不被空襲和巷戰中的炮彈弄得滿目瘡痍; 美軍的燃燒彈,直把以木建築為主的東京燒成了石器時代的荒原。要算「幸運」的例子,德軍將領肖爾蒂茨違抗希特拉的命令,使巴黎的模樣得以倖存;另一德軍統帥凱瑟林則在意大利與英美盟軍戰鬥時,主動撤離羅馬和佛羅倫斯,另闢戰場,以保存這兩座城市的面貌。 文革浩劫 蹂躝千年中華文化 若將視線焦距再拉近一點,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間,一場政治運動,把中國數千年無數文化遺產,打砸燒搶個不留餘地。炎、黃、舜三帝的墓陵、曲阜孔廟、武崗斜塔、南陽武侯祠、杭州岳廟、大昭寺、札什倫布寺,以至「女書」的手稿、醉翁亭的歷代名家字畫、江浙文人的書畫典籍珍藏⋯⋯,直箇數之不盡!更甚的是再次蹂躝已給八國聯軍搗毀的圓明園!傳聞周恩來下令保住故宮,亦猶幸各地有心人冒險用盡不同辦法,保護著各自珍愛的歷史文物。 可惜大家好像沒有從歷史中反省。不久之前,所謂西方先進國家還在譴責塔利班和伊斯蘭國在中東與中亞大肆破壞文物古蹟,馬里的聖戰士更因破壞古蹟被國際法判犯戰爭罪。可是美國的特朗普,近日竟然公開說要攻擊伊朗多處具珍貴文化價值的地點以作報復,真的是垂範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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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筱魯:島嶼

不少文章以蕞爾小島形容香港這片彈丸之地。小是不爭事實,但島卻不只一座。有說香港共有二百六十三座島嶼,有說是二百三十五。當中甚麼算島,甚麼是礁,有時引用國際法也說不清。 面積餘一百四十七平方公里的大嶼山,毋庸置疑是香港最大的島嶼;最小的則是九龍石,在九龍灣對開海面,只有一百二十平方米,上面坐著一盞導航燈,實際只是一顆露出水面的大石。 人口最稠密的香港島有近一百二十萬人居住,還未計算終日往來的上班族和商旅人員。其它有聚落的島嶼雖不下數十,但人煙寥寥的卻居多數。位處東北端的東坪州和東南端的蒲台島尚算有人居住,但西北盡處的龍鼓州和西南邊陲的鷄翼角則是名符其實的孤島。 別說人跡罕至,這些島嶼根本大多不為人知,但卻又承載了不同的歷史和故事。某些仍具典籍明文紀述,一些還有島民口耳相傳,少量依靠一兩間建築反照滄桑,數處只有發掘了的殘垣碎瓦提供線索,更多的是人們在蒼蒼草木與紛紜亂石之間的瑣語傳聞。 不少島嶼 因城市化被消滅 也有不少島嶼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被「消滅」了,例如已成青衣島一部分的牙鷹州、跟土瓜灣連成一片的海心島、和紅隧港島出入口緊貼的奇力島、被納入大埔的元州仔、被赤鱲角機場島覆蓋的欖州、成為船灣淡水湖水壩一段的白沙頭州……等,壯烈「犧牲」的案例比比皆是。 燈塔是以港口和航運為經濟騰飛基礎的重要建設,域內六座主要燈塔的其中四座,便分別矗立在東龍島的南堂尾、橫瀾島、青州和燈籠州。另外兩座也是在島上,只不過是香港島的德忌立角和黑角頭。其它附有導航燈的小島小礁更是不計其數。 喜歡觀賞地貌的,馬屎州的古岩層、破邊州的斷崖石柱、果州、鴨州和甕缸群島的海洞、東坪州的沉積岩、橋咀島和龍鼓州的沙堤、貝澳的瀉湖、水口與二澳的泥灘、赤州的海上丹霞,當然更少不了仙景般的印州塘。 要談漁村風貌,大澳棚屋當然是星級版,但別忘了還有個袖珍版在東湧的馬灣湧。南丫島和塔門以海鮮聞名以外,真正跟漁業相關而曾雄據一方的地方卻在吉澳。那裏曾經是整個大鵬灣的市集,聚有十多條村落和六千餘人口,四十多個氏族;每逢風暴,更是千帆歸港,街上人潮如鯽。今雖零落,韻味尤存。 西貢鹽田梓 曾獲聯合國文化遺產獎 近日紅透半邊天的則非西貢鹽田梓莫屬。這小島在十八世紀初,名符其實以製鹽立村。在英治初期,天主教派遣的部分教士在島上落腳,島民其後全數受洗並篤信天主教。 2003年獲封聖的福約瑟神父,在1879年來華傳教,先在鹽田梓學習華文和侍奉,並見證瞭如今屹立小丘上的聖若瑟小堂的前身小教堂的興建。而村民孜孜不倦的活化工作,包括重新展示鹽田生產,在2005年,鹽田梓更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亞太區文化遺產優良獎。而政府則在正在島上推動文化節,令這並不為人熟悉的小島更添姿采。 若要包羅萬有又遠離繁囂,大東山疾風中的芒草、鳳凰山的日出、鷄翼角的日落、二澳的流星雨、水口的天空之鏡、羌山和鹿湖的禪靜、大佛的巍峨、大澳的河湧水鄉、白芒的石澗、水澇漕的天池、萬丈布的龍仔悟園、長沙的海浪、貝澳的水牛、東涌河谷的生態⋯,這一切都在大嶼山,那是花個十天半月也未能盡覽的島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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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筱魯:世界還能是平的嗎?

Thomas Friedman在2005年出版了《世界是平的》一書,隨即風靡全球。他擁抱資訊科技,認為繼運輸成本降低,資訊成本下降,知識與技術可更自由流通,隨意打破國界與文化屏障,抹平了世界,讓跨國企業蓬勃發展。利用資金與供應鏈崛起的跨國企業,迅速征服了自由市場的各個角落。 零售巨擘如沃爾瑪,餐飲巨擘如麥當奴,無不受惠於這股浪潮。然而,互通有無渠道中的中介角色,以往依憑資訊不對等而產生的利潤,都難逃被這越益洶湧的浪潮不斷擠壓的命運。成功滑上浪頭的企業,進一步轉變了世界運作的方式。亞馬遜、阿里巴巴、優步、美團、京東、臉書這些企業,既改變了市場,也改變了一般人的生活。 5G誕生 革新社會運作 若然互聯網從第二代(2G)到第四代流動通訊技術(4G),在三十年間革新了現代社會的運作模式,那麼當物聯網和第五代流動通訊技術(5G)已敲響了日常生活的大門時,大家是否還如既往一般擁抱新科技的蒞臨? Thomas Friedman在書中明言人類的傳統知識和技能,遠遠追不上科技發展的速度,所以人類必須盡力適應和求變,必須強調溝通和協作,否則不論是個人、企業,以至國家,都難免被淘汰。他預期科技帶來的全球化可以抹平高牆;揚言只有懼怕開發中國家人民被剝削的人才會反對全球化。可能令他意外的是,抹平了的世界加速了一些開發中國家的發展,中國明顯是其一;而被「剝削」的卻是發達國家中那些努力、技術和知識都欠競爭力的勞動人口。加上科技和金融巨擘利用資訊科技的特性,騎劫了資訊的流向,反而令社會資源和財富分配更加不對等。 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中,人們高叫「我們是那99%」。雖然由世界上最富裕的一群人喊出這樣的口號實在極為諷刺,但卻真實反映了抹平了的世界不一定公平的情況。一如大多勇於想象和塑造美好未來的思想家一樣,Thomas Friedman忘了將恐懼納入方程式中;而恐懼,往往是窒礙發展的最大阻力。 中美科技角力 中國後來趕上 讓他更意想不到的是,2017年特朗普當選上任,竟然高舉興建圍牆、割破已簽訂的多項國際協議等保護主義行為,理由是全世界都在拿美國的便宜。全球最具影響力的領袖,每天掛在口邊的說話是以往的開放市場和協作,長期令美國吃虧,所以不論是盟友、敵人,還是競爭對手,不論處於美國的南、北、東、西,一概需要推倒,並按美國的利益重新談判。 縱然西方社會在綜合科技力量的層面仍然具備絕對優勢,但5G技術的領先地位,卻竟讓中國公司後來居上拿了桂冠,也是首次在某項具全球影響力的技術上明顯失勢。不少國家或陣營,遂以國家安全為名,陸續豎起技術以及人才流通的屏障。加上人們對人工智能的界限、個人私隱的保障和政府無處不在的監控的憂慮,西方社會正處於抗拒與擁抱以智能科技連繫個人與世界的十字路口。面對這樣的挑戰,Thomas Friedman竟也發狠話了:「中國活該碰上特朗普!」 以往封閉的,習慣了集體管控的,跟一直相對開放的,習慣享有個人自由的,對於世界是否應讓科技抹平,似乎浮起不一樣的取態。在作者理念中的平坦世界,現在已突起了由恐懼築成的丘陵和路障,看來在進一步借助科技抹平世界之前,我們必須先平伏波動不安的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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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筱魯:土改

以農立國的中國,「有土斯有財」已是根深蒂固的觀念。縱使《禮記·大學》的原文本意是德為本,財為末,但歷代社會都難以脫離本末倒置的窠臼。而農耕一事,有土方能有産,多產者自可囤積居奇,而無產者則難免勞勞終日。 人心不穩,自會思變;變而不通,則生動亂。用今天的語言,動亂的根本往往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而如何分配社會資源,則得依一時一地的政權體制和賦稅制度。 回看中國歷史,封建制度下的君權是集合社會資源的不二法門,徵集的形式離不開地稅和丁徭,亦即以土地產出或面積計算歸公的應徵貨額,與及按人頭徵服役務。徵募的目的,在供養王室貴胄以外,則多用於軍事、水利,與及賑災扶貧等事。及至工業革命以後的近代政府,傳統上以地量產的方式已不合時宜,賦稅則成為政府通過提供種種社會福利和服務,重新分配資源的基本手段。可是,工業生產與城市化並未能將天下寒士所重的居住和經濟建設需求,脫離土地制度的牽繫,「有土斯有財」的信念跟情況並未改變。 歷代土改 成政經核心問題 大批政府官員、執達吏和警察,在新界某村的菜田土地權屬,從來都是社會、政治、經濟的綜合核心問題。由西周時期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井田制和分封制度;至秦代頒發「使黔首自食田」的法令,進行全國性的土地登記,確認土地私有權;又至唐代以「均田法」限制土地兼併;再至宋代的「兩稅法」和明代的「一條鞭法」,又或清代的「攤丁入畝」,無不在促進經社會經濟發展,釋放國民生產力和阻止富胄囤地積財的矛盾中反覆循環。但不論何時,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私有制度,從來都是在君權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 民國時期的紊亂狀態,根本談不上任何具體的土地制度。而遠在全面執政之前,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倡議和行動,早已鬧得沸沸揚揚。1950年中華人民公和國政府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其第一條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亦即是土地歸公,重新分配。 法理角度 政府成大地主 香港這蕞爾小城,在英治時期脫離了中國的土地管理系統。歷史背景使然,新界跟香港和九龍有明顯區別,但不論如何,除極特殊的兩片土地外,所謂私有產權,亦只是由政府所批出地契中特定年期間的使用權而已,而非永久擁有的真正法定產權。在法理角度,香港只有政府這一個地主,其他業權擁有者只是租客。 在這背景下,坊間提出要處理發展商的土地囤積兼併問題,若非為吸引目光的政治動作,便只是針對未被開發的土地使用問題;這既非撼動所謂私有產權,亦不會產生任何立桿見影的資源分配效果,而只是嘗試讓政府擁有土地供應的絕對控制權。 在進一步分析前,先看看簡單數據。根據流傳的資料,主要發展商持有約1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在原居民手上的祖堂地則約有2.5平方公里。撇除了郊野公園及自然保育區,全港未發展土地仍有三百平方公里左右,相信絕大部份是政府擁有。 按這思路,我們必須問,不夠可供即時發展用地,是土地權屬的問題,還是其它因素使然?是政府政策出錯,還是政治力量阻撓? 面對公共政策問題,若是斷症錯誤,就算重手施藥,病況只會加深!促速解決用地不足的問題,無疑需要改革土地利用制度,但單單聚焦於權屬問題,恐怕是捨本逐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