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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李秀恒:限電措施凸顯長遠戰略

製造業素有「金九銀十」的傳統訂單高峰期,再加上近幾個月東南亞疫情反覆,讓不少傳統製造業被迫回流到疫情控制較好、產業鏈完整的中國內地,因此近兩個月內地工廠皆處於滿產滿銷的狀態,部分廠商甚至已經將生產訂單排至明年3月。   然而,雖然訂單不斷,但是近來內地多個省份推出的限電限產措施,卻對廠商的影響十分大。本次限電力度更甚於去年12月以及今夏的限電措施,其中經濟最為發達的廣東及江蘇兩省,亦採取了非常嚴格的拉閘限電措施,因此影響廣泛,多地工廠採用「開三停四」甚至「開二停五」錯峰用電,對廠商的打擊十分嚴重。   限電原因 眾說紛紜 部分人猜測,本次限電可能是由於缺電、發電量不足所引致。然而,從數據上來看這卻與事實不符。截至去年底,內地總電力裝機是22.6億千瓦,意味著每年可以發近20萬億度電,而總需求量約在7.6萬億度左右,供給遠大於需求。 本次限電措施從表面上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供需失衡。 一方面,工業用電及反常高溫天氣對電力需求的大力推動。根據中國海關總署,中國8月份出口高於市場預期,貿易順差則進一步擴大至583.4億美元,而今年首8月的出口同比增長33.7%,比2019年同期增長30.3%,貿易順差3624.9億美元,同比增加28.9%。而極端天氣亦推動了商用、民用用電的需求量,以廣東為例,9月上旬以來全省平均最高氣溫達34.4℃,比平常同期偏高2.2℃。 另一個原因是電量供給的不足。首先,今年的水力發電供應同比下降1%;但火力發電作為佔據了總發電量71.17%的最主要發電模式,近月動力煤價格卻不斷攀升,在過去一個月的漲幅更是接近50%,創下了煤炭價格的新高。但是,電價卻不能隨意跟漲,燃煤發電廠紛紛陷入虧損的危機。   長遠戰略 大勢所趨 然而,筆者認為更深層的原因,是國家的重大戰略決策——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正通過對內對各省實施「能耗雙控」,以及對外停止在海外建設燃煤發電廠等措施,希望實現節約能源、從源頭減少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提供綠色發展水準。減少對燃煤發電廠的依賴,等同於鼓勵其他潔淨能源的發展,如風能、光能、核能等,因不受制於煤炭價格的波動,因此能夠更穩定地提供清潔電能。 第三個原因,則是促進經濟發展模式的升級轉型。過去幾年,中國內地一直致力於淘汰對環境不友好、能耗效率低、單位能源產值輸出低的產能。這些門檻較低的落後產能在限電的情況下陷入生存危機,限電措施能夠變相倒逼產業升級,從而淘汰低端產業。 因此,在內地設廠的投資者或實業家,需要明白國家政策的方向,並以更靈活的心態來應對出台的不同措施,實現自身的升級轉型。   撰文:李秀恒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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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恒:內地廠家須面對多重挑戰

近日,筆者在與內地港商廠家溝通的時候,都聽到他們不約而同提及兩個在內地設廠投資所遇到的障礙,一是「電荒」,由於持續的高溫炎熱,加上工業用電量暴增,全國多個省市都面臨用電緊張的問題,需要不同程度地進行拉閘限電,讓不少廠家被迫減產;二為「人荒」,內地製造業工人流失嚴重,出現了「請人難」的困境。 電力短缺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三點:首先是由於近日極端天氣的影響,導致部分發電站無法正常運行,產能下降。以雲南省為例,極端氣候所引發的嚴重乾旱,讓當地的主要水力發電中心無法運作,導致供應不足。 第二個原因,是季節性用電需求。夏日為傳統的用電高峰期,辦公室、學校、商場、家中都是長期開著冷氣;加之由於東南亞疫情反覆,不少傳統製造業被迫回流到疫情控制較好、產業鏈完整的中國內地,讓整體耗電需求急劇升高。根據國家能源局在8月12日發布的7月份全社會用電量數據,全國用電量持續增長,同比增加12.8%;2021年前5個月,在華南地區的用電量已經超過疫情前的紀錄,比2019年同期增加了21%。 三則是由於內地制定了「2060年前達成碳中和」這個頗具挑戰性的目標,因此開始大幅度降低煤炭發電的比例,目前除了風電、光伏電等開發建設工程以外,亦正按照每年新增8部左右核電機組的建設規模和節奏推進核能發電。 而在勞工短缺方面,原本製造業的最大勞動力來源,是學歷相對較低且沒有十分擅長的工作技能的那部分勞動力。然而,目前社會中卻出現了不少更自由、約束更小、收入更可觀的新興行業讓他們選擇,例如直播帶貨、經營網店、外賣等。尤其在疫情開始之後,不少行業都面臨停工、停產的困境,但上述的幾個行業卻格外興旺,以外賣行業為例,據2020年美團騎手就業報告,美團超過250萬名騎手中,有近40%來自製造業工人,是車手的最大來源,其次是小生意老闆、銷售和建築工人。 面對這兩方面的重大挑戰,廠家亦不可「坐以待斃」,要明白到無論是從環境保護的角度或是疫情及科技為社會生活帶來的改變,都是無法輕易轉變的,需要以靈活的心態來應對。例如在用電方面,可以配合政府政策,改在夜晚生產以配合錯峰用電;進一步推動生產的智能化及機械化,減少對勞動人手的高度依賴;製造業關乎國家的經濟根基,廠商可以嘗試通過業界代表與政府加強溝通,爭取更多政策上及經濟上的援助;適當上調工人薪酬,並制定更有吸引力的職業生涯晉升模式,讓更多人願意重新回流到製造業當中。     撰文:李秀恒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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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恒:解決房屋問題須逐一擊破

日前,特首林鄭月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希望令市民在土地房屋問題方面看到前景,政府會均衡考慮短、中、長期房屋供應政策,強調期望為香港建立和增加土地儲備。房屋問題是本港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誘因之一,無論是公營房屋抑或私人樓宇,都是不少香港基層的畢生追求,因此取締非法劏房、落實租務管制、增加房屋供應等,是施政的重中之重。   例如廣受關注的劏房問題,經常因為不符合安全條例而頻頻發生慘劇,引起社會關注。近日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政府會向立法會提交法案落實劏房租務管制,如法案在本立法年度內通過,最快可於今年底或明年初實施,為劏房租客提供租住權保障,避免業主濫收水電費和任意加租。 在公營房屋供應方面,政府近年上半年加速收地,已公布展開的收地項目面積合共達17.77公頃,涉及15,750萬伙供應,相當於每年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的一半。 再如審批效率方面,因土地發展審批一般包括規劃、契約修訂/換地及建築圖則及建築許可相關的申請,涉及規劃署、地政總署和屋宇署等跨部門批核,雖說2019年發展局成立的「精簡發展管制督導小組」已盡量釐清各部門採用的標準和定義,劃一審批標準,理順審批程序,但土地發展所涉及的部門繁多,重複審批現象仍然存在。筆者亦在關於本港土地房屋供應的不同文章中,都曾多次提及,無論是商業用地或是住宅項目,政府的跨部門合作、申請手續、審批流程等行政效率,都尚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 因此,特首在2020年的施政報告中,就提出在發展局轄下成立一個「項目促進辦事處」,專責跟進較大規模私人住宅單位的申請個案,與涉及審批程序的政策局和部門專責統籌人員緊密聯繫、協助解決爭議、加快審批流程,直至項目動工。 私人屋苑是土地房屋的重要供應者,而大規模的住宅項目能夠快速為市民提供高質居住空間。筆者在與政府相關部門交流的過程中,了解到目前「促進辦」正持續跟進約50個大型私人住宅發展規劃,當中約20個項目涉及提供約40000個單位。除了因應發展商要求進行協調,「促進辦」亦會主動留意發展商在不同環節中遇到的困難,在固有框架下保有政策的彈性。 自成立至今,已有9個經「促進辦」協調的項目成功加速批核,將會提供約15,000個單位。當中一個於2019年9月開始規劃的項目,原本預期需時2年才可完成申請,但去年「促進辦」成立之後,在其協助之下項目較預期快半年獲批,意味著1,500個單位將至少提前半年流入市場。 筆者認為,「促進辦」有別於傳統政府部門,採用更為主動、積極的模式去為申請者及潛在申請者提供便利,期望此類跨部門協調者能進一步廣泛應用於其他界別。   撰文: 李秀恒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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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恒:全球低稅率 港須積極應對

近日舉行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財長會議上,達成了一項具里程碑意義的協議,支持未來會把全球企業利得稅最低稅率定為15%。G7財長認為,此舉能有效地防範大型跨國企業,以及如微軟、亞馬遜、Google等的科技巨企,把利潤轉移至低稅率國家和地區。預料該份協議稍後會交給二十國集團(G20)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進行討論。 其實,多年來許多歐美跨國企業都一直利用國際稅收法律上的差異及漏洞來避稅,令歐美國家政府流失了大量的稅收。例如藥品專利、知識產權使用費等無形收入,被不少企業轉移到低稅率的司法管轄區,以使公司能夠避免在母國繳納更高的稅費。 因此,OECD數年前已着手研究如何遏制稅基侵蝕,不過,由於歐美等國家都有自己的考量,導致協議無疾而終。惟持續逾年的新冠疫情,令歐美多國財政赤字及債務大升,都急需增加稅收。 以美國為例,拜登總統雖然尋求通過將美國企業稅稅率從21%(特朗普時期從28%降至21%),重新調回到28%,但因在野黨的極力反對預期無法通過,因此美國政府早在4月時已提出全球最低企業稅的倡議,並宣佈萬億美元基建計劃,冀能吸收美資跨國企業回流,幫補稅收。而由於歐洲各國亦打着同樣算盤,所以才促成了此次協議的達成。 OECD估計,若能在140個國家中就跨境數字服務的徵稅規則和遏制稅基侵蝕兩方面達成協議,全球範圍內的企業將須額外繳納500至800億美元的稅款,其中佔比最大的姜維最低稅率稅款。 一旦G7倡議的全球企業最低稅率得到G20及OECD的支持,全球最快可能在今年底便會步入企業低稅率時代,屆時奉行簡單低稅率的國家和地區,如愛爾蘭、荷蘭、新加坡和香港等,都將受到衝擊。 雖然各國政府仍可自定稅率,但若企業在某國支付較低稅率,母國政府可以要求其補足最低稅率中餘下的部分,從而消除轉移利潤的優勢。特區政府現時亟需評估和研究G7協議可能對香港造成的影響,及早作出應變部署,在稅制上作出改革,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 眾所周知,香港一直以來都以簡單低稅率作為招徠。以企業利得稅率為例:本港企業首個200萬港元利潤,稅率為8.25%;200萬港元利潤以上,才會徵收16.5%利得稅。據美國傳統基金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的統計,全球181個訂立了公司稅的國家及地區,稅率平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23.7%和25%,分別較香港高出了7.2%和8.5%(以16.5%計算),若與本港的8.25%稅率比較,這些國家的稅率平均值和中位數則高出了15.45%和16.75%。由此可見,香港在稅率上對企業甚具吸引力,因此長期以來均有不少跨國企業到港發展,或在香港設立亞太區總部。 一旦G7的倡議得到落實,相信全球大部分國家都會跟隨,這將會大幅削弱本港在稅制上的優勢,影響到企業來港營商的意欲。所以,香港政府不能再因循守舊,必須開動腦筋,研究推出更多稅務優惠,或者提供其他補貼措施,努力創造更佳的營商和投資環境,繼續吸引跨國企業青睞。   撰文: 李秀恒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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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恒:發展文藝須產業化

去年,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承諾,政府將銳意發展文化和體育,提升香港成為令人嚮往的國際大都會。而今年3月份通過的「十四五」規劃中的《港澳專章》,又進一步賦予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國際樞紐角色。 從西九文化區內展現當代視覺藝術文化的M+和呈獻中國藝術文化珍品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可見特區政府對推動文化發展的確有很大的決心。博物館及藝術館一旦落成之後,市民及遊客都有機會在香港輕易欣賞到世界級的藝術珍品,有助提升城市的整體文化品味及形象。 政府在硬件方面的支援可謂不惜工本,定能為文化藝術品提供一流的展覽場地,但筆者認為,軟件配套亦不容忽視,尤其若能與商業相結合,才能真正推動文化藝術在港發展。 一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零關稅、無出入口限制、法律制度完善、物流便捷、貨幣自由兌換、服務業高度發達等優勢,發展成文藝作品交易中心的條件已經十分成熟。而一旦與商業掛鈎,大眾對文化作品、藝術品的興趣則會增加,從而增進認識,了解背後的文化底蘊,提升全民的文化藝術修養。 二來,眾多商業化的文藝活動,例如展覽、拍賣等,將會為很多高水準的文化藝術從業者等提供絕佳的交流平台,為香港匯聚一眾文藝人才,從而提升香港的整體文化氛圍,進一步推動藝術品鑒賞、文物修復、文化歷史教學等高增值文化產業的發展。 三來,想要一個行業蓬勃發展,最好的方式就是培養新血為其注入活力。目前香港年輕人經常抱怨機會不足、出路有限。而在產業化的過程中,香港將會需要大量文化藝術從業專才,從事高增值的文化行業。文化藝術並非一定是「高嶺之花」,文藝從業者亦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無論是從事創作的作家、畫家、設計師、攝影師,或是從事產業支援專業服務的鑒證師、策展人等,若能在文藝產業中切實看見自己的創作有市場、收益可觀,才能更全心投入文化藝術創作,吸引更多年輕人進入行業,推動本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此外,將文化藝術與旅遊業相結合亦十分重要。以鄰近的深圳為例,其文化產業最早便是由旅遊業開始,在90年代中就提出「文化旅遊城市」口號,成功培育出一批集文化、娛樂、科技於一體的主題公園項目。今天「錦繡中華」、「民族文化村」、「世界之窗」、「東部華僑城」等主題公司,已經成為深圳文化產業的重要支柱。 香港的文化藝術水平其實並不低,但缺少日常生活中市民、遊客頻繁接觸到的「平民化」品牌,頗有曲高和寡之感。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之地,在未來需要重新思考作為旅遊城市的吸引力,以應對未來重新恢復的國內及國際遊客。以往,不少人來港旅遊都是單純為了購物,此類消費者黏性不強,較易流失,亦導致本港旅遊、零售業抗風險能力不足,容易受到社會運動、疫情等因素的影響。 特區政府和業界應該充分發掘社區內的潛力,配合市區重建策略,將香港特色的電腦節、書展、動漫展乃至其他展覽與本地特色建築(如古物、古蹟等)相結合,將商貿文化品牌不斷發揚光大的同時,推動地區性、民眾性、消費性文化產業進一步深化發展。   撰文:李秀恒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