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亞太經合組織（APEC）財政部長會議上月在香港召開之後，本月深圳將舉行第33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今年APEC以「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為主題，並以「開放、創新、合作」為三大優先領域；其中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綠色轉型、區域互聯互通和供應鏈韌性最受關注。

作為「中國APEC年」壓軸，本月18-19日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成了備受矚目的看點，尤其國家主席習近平、美國總統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APEC期間會否舉行三方會議。俄方稱籌備已啟動，但直至截稿時，中方官方尚未確認，三方也未有公布共同議程。

撰文 鄭敏琴

香港特區政府上月首次承辦APEC機制轄下的專業部長級會議，國家財政部官員與來自亞太21個經濟體的財金首長、國際組織代表齊聚維港。會議正式通過兩份政策聲明—《2026年APEC財長聯合聲明》及《亞太地區數字基礎設施融資政策聲明》。中國財政部部長藍佛安總結，會議深化了三方面共識：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協調以應對外部風險；推進財金領域務實合作以支持長期可持續發展；以及深化區域一體化、推動建設亞太共同體。

會議不僅為亞太各方在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上提供了對話平台，更為本月在深圳舉行的第33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完成了關鍵的議題鋪墊。從香港的財長會議到深圳的領導人峰會，這場跨越珠江口兩座核心城市的制度安排，構成了大灣區向國際市場集中釋放經貿信號的政策組合。在當前全球供應鏈碎片化加劇、科技陣營對立與保護主義抬頭的歷史關口，這場盛會所承載的任務，已遠超單純的外交禮儀。

三辦APEC反映開放和戰略轉型

中國過去三次主辦 APEC 峰會的城市選擇與歷史維度，恰好映照出國家對外開放路徑的戰略轉型。2001年上海會議舉行時，中國正處於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夕，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剛邁入1,000美元大關，當時的開放核心在於宣示中國全面融入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對外提供充沛的要素與低成本紅利。

時隔13年後的2014年北京雁棲湖會議，中國已躍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開始主導推動《APEC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FTAAP）北京路線圖》，並催生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標誌著主場外交轉向主動提供區域公共產品。如今再過12年移師深圳—改革開放以來最具代表性的硬科技策源地與民營經濟重鎮，在西方部分主要經濟體推動對華「去風險」的背景下，中國選擇以深圳為舞台，意在以具備完整韌性的實體產業集群與市場化營商環境，正面回應外界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與開放決心的疑慮，推動開放格局由邊境降稅深化至涵蓋規則、規制、管理與標準的「制度型開放」深水區。

與以往單一城市主辦不同，本屆 APEC 構建了一個高度互補的微縮經貿生態圈。深港兩地在功能上各展所長，打破了過去制度壁壘帶來的阻隔：香港在前端充當「規則與資本轉換器」，依托普通法體系、離岸人民幣樞紐地位及接軌國際的 ESG 標準，重點在綠色金融、數字基建私營資本動員與跨境融資架構上提供制度信用；深圳則在後端承接「產業落地與實體應用」，依托高度集聚的民營創新主體與極度成熟的硬體製造鏈，為宏觀資本轉化為人工智能、新能源及智能物流等實體項目提供落地場景。這套兼具普通法信譽與世界工廠製造彈性的創新生態系統，構成了深圳峰會向外界展示體制韌性的核心底氣。

這種深港協同的實踐，也恰好呼應了區域經濟學界對今年多邊議程的期待。嶺南大學金融學系系主任魏錸分析指出，今年 APEC 值得推進的方向，是以高質量開放改善資源配置，降低跨境合作的制度成本，加強能力建設，擴大創新的受益面。高質量開放既包括資金和市場的互聯互通，也包括規則的可比、數據的可信，以及更多企業採用新技術的能力。資金流動、產業合作、綠色標準和數據互通，完全可以沿着這條主線有機連接起來。

議題磋商背後藏利益交鋒

正因如此，深圳峰會聚焦的重點領域在商業實踐中並非抽象的概念，而是面臨著複雜的地緣與利益博弈。在人工智能與數字治理維度，全球數字經濟規則目前呈現極度碎片化，美方力推數據跨境自由流動與代碼強保護，歐盟側重隱私監管與算法透明，東盟等新興市場則飽受算力基建落後之苦。深圳APEC並非強推單一標準，而是倡導建立兼容多邊體系的治理框架，若能落實兼顧各方監管訴求的跨境數據流動試點，將直接利好跨國科技企業在大灣區設立區域研發樞紐。

在供應鏈韌性與綠色轉型維度，近年「友岸外包」推動跨國企業實施「中國加一」策略，但隨之而來的是供應鏈拉長所引發的生產成本激增與品控損耗。深圳及周邊珠三角城市所建立的「兩小時產業鏈配套半徑」，至今在全球範圍內難以完全複製，峰會對供應鏈韌性的磋商本質上是向跨國企業現場驗證其供應鏈安全與物流時效。

與此同時，面對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等單邊碳壁壘，深圳峰會的核心訴求是將中國在新能源與儲能領域的規模製造優勢，透過香港符合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標準的綠色認證體系，轉化為亞太新興市場可負擔的脫碳工程，從而以多邊標準互認弱化單邊關稅衝擊。

而在區域一體化方面，當前 RCEP 全面生效、CPTPP 縱深推進與美方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形成多軌競爭，APEC 作為非約束性論壇，其獨特價值在於能夠超越條約談判的剛性約束。深圳峰會聚焦邊境後措施、原產地電子認證及通關便利化，實質上是在地緣陣營割裂的多邊夾縫中，維持亞太經貿網絡的最低限度互聯互通。

跨國資本面對現實困境

然而，客觀審視當前政經形勢，外資對華投資絕非單純依靠幾場高規格主場外交就能迅速回暖。跨國企業在重構投資預期時，正面臨著不可忽視的客觀困境。

首先是「雙重合規」帶來的制度夾板。跨國企業在華運營正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美歐等國不斷收緊對華先進算力出口管制、實施對外投資審查機制，並透過長臂管轄要求供應鏈全面「去中國化」；另一方面，中國在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反間諜法與反外國制裁法層面亦築起合規防線。這使得跨國企業面臨極高的跨國法務風險與合規成本，許多機構不得不採取「在中國、為中國」（In China for China）的防禦性孤立運營策略，割裂了原本的全球研發協同。

其次是多邊峰會本身的機制局限。APEC 作為倡議性、非約束性論壇，其發表的各項宣言與指引缺乏強制執行力。即便深圳峰會達成開放與數字融資共識，也難以實質性撤銷由個別大國實施的單邊出口限制與實體清單。將外事成果轉化為商業合約，中間始終存在著巨大的地緣政治折扣。

如何將全球目光變現為實體投資

在當前全球宏觀週期下，中美利差倒掛疊加地緣政治風險溢價，使得海外資本對實體資產投資回報率（ROI）的要求顯著提升。衡量深圳峰會成功的標尺，在於能否從微觀制度層面化解上述困境，為跨國資本提供切實的回報預期。

關鍵的突破點在於明晰微觀監管邊界，切實降低合規摩擦成本。外資企業最看重的是政策的可預期性與產權保護，深圳若能在峰會窗口期率先推出突破性的實質試點，例如在河套與前海放寬科研與工程數據跨境安全評估綠色通道、嚴格落實政府採購外資平等待遇、擴大跨境專業服務執業許可，將是跨國企業決定是否追加固定資產投資的關鍵風向標。

同時，跨國資產管理機構高度看重資產退出通道與匯兌彈性。深港兩地應藉助 APEC 的政商網絡，進一步擴大人民幣計價資產在港產品譜系，落實互換通及衍生工具的深度開放，為外資科技資產提供更高效的流動性管理與匯率風險對沖機制。

誠如魏錸所強調，各經濟體推動「開放、創新、合作」絕不能止步於宏大敘事，而應切實落實為企業和民眾可以真切參與的發展機會。深港及大灣區完全可以憑藉產業、金融與專業服務的協同，為這些微觀合作提供可借鑒的制度實踐。唯有當高質量開放能夠有效降低各類主體的參與門檻、擴大創新的受益面，「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才具備扎實的微觀實現基礎。

正如當年入世倒逼國內法規清理一樣，本屆 APEC 的最大價值在於「以會促改」，將短期的會務承諾沉澱為常態化的法治化營商環境，讓大灣區極致的產業協同效率，足以覆蓋地緣博弈帶來的溢價成本。當亞太21個經濟體的決策者穿梭於維港與深圳灣之間時，他們所評估的絕非浮於表面的接待水準，而是這個全球製造與科技樞紐在面對逆風時，能否展現出足夠的制度透明度、法治穩定性與微觀商業回報。深港雙城唯有用清晰的制度供給化解現實困境，才能將世界的目光，真正沉澱為留在實體經濟中的長期資本。 中美俄三方會晤成國際焦點

政治上，中美俄領導人三方會否在APEC舉行期間共同會晤成為國際社會的焦點。儘管俄方稱籌備已啟動並稱中方「態度非常認真」，但中國外交部僅表示「沒有可提供的信息」；能否舉行很大程度取決於議程共識與作為東道主的中國安排。另一方面，俄烏戰爭會否被提到議事桌上，普京提出三方會談的初衷是討論結束烏克蘭戰爭；若美俄繞過烏克蘭與歐洲談判其前途，將引發「大國交易」和「新雅爾達」的強烈爭議。

除三方場合外，習近平和特朗普有望舉行今年第三次「習特會」，貿易、科技、台海及戰略穩定等雙邊議題可能比三方會談更具實質內容。而中國的東道主角色既可藉主辦APEC強化其全球治理與大國協調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