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進入高不確定性周期，地緣政治、利率環境、產業重組與科技變革交織之下，香港中小企業正面對一場結構性的考驗。疫情後的「復常」，並未帶來單線式反彈，反而加速了市場分化與競爭升級。對不少中小企業而言，問題已不再是短期營運能否維持，而是原有經營模式是否仍具可持續性。在此背景下，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黎卓斌及常務副會長鄭蕾均認為，中小企業必須由被動應對環境衝擊，轉向主動調整發展方向。無論是善用政府資助、引入人工智能與數據思維，抑或拓展內地與海外市場，其核心並非單一政策或工具，而是一套更具前瞻性的經營邏輯。

近年香港多個傳統支柱行業均經歷不同程度的轉型壓力。即使在全面通關後，市場復甦亦呈現不均衡狀態。黎卓斌指出，人流逐步回升，旅遊業與部分零售行業有所改善，金融市場亦因資金流入及IPO活動而出現亮點，但不少行業與項目仍需時間過渡，未必能即時回到舊有軌道。

在此情況下，他認為中小企業若僅以「維持現狀」為策略，風險反而會逐步累積。「市場結構已發生轉變，企業需要重新部署資源與定位，而非單純等待環境改善。」

他強調，中小企業的發展始終離不開三個基本條件：人才、資金與政策配合，其中資金流動性尤為關鍵。「即使方向正確，若缺乏足夠資金支持，轉型亦難以落實。」

政策支援的角色與現實限制

在政府支援層面，黎卓斌對特區政府整體方向持審慎而正面的評價。他指出，政府多年來在不同產業層面設立多元化資助計劃，涵蓋專業服務、科研、生產升級及市場拓展，對中小企業具實質意義。

「特別是在疫情期間，政府投放大量公帑，協助企業渡過最困難的階段，BUD專項基金亦成為不少中小企業的重要支撐工具。」然而，他同時指出，隨着公共財政狀況出現調整，資助制度在近一兩年出現結構性修訂，審批標準及資助比例趨於審慎，屬可以理解的政策調整。

但從企業角度而言，相關變動亦帶來現實壓力。「資助比例由以往的對等分擔，調整為企業承擔比例上升，加上首次撥款比例下調，對本已資金緊張的中小企業而言，無疑增加了短期財務壓力。」

基於此，商會向政府及相關金融機構提出設立BUD專項基金配套貸款的建議，期望透過低息融資，協助已成功獲批資助的企業補充營運及拓展資金，提升政策工具的整體效能。

制度與科技的雙重優化

常務副會長鄭蕾則從制度運作與行政效率的角度切入，指出資助計劃的成效，除資金規模外，申請流程的設計同樣重要。「對中小企業而言，人手與時間資源有限，重複而繁複的行政程序，本身便構成經營成本。」

他指出，政府近年已意識到相關問題，並逐步引入科技手段改善流程，例如正籌備的「數碼企業身份」（Corporate ID）系統，旨在整合企業基本資料，減少跨部門及跨計劃的重複申報。「若能全面落實，將有助降低制度性摩擦，對中小企業屬長遠利好。」

此外，他亦留意到政策方向本身的轉變。以BUD專項基金為例，近年加入綠色、環保及可持續發展元素，反映政府希望透過資助引導企業作中長期轉型。「不少中小企業並非缺乏意識，而是欠缺啟動資源，政策誘因有助降低轉型門檻。」

人工智能帶來的結構性機遇

談及人工智能的發展，鄭蕾認為，這是近年中小企業競爭環境中最具結構性意義的變化之一。「AI的普及，首次在成本與可及性層面，縮短了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之間的科技差距。」

他指出，過去中小企業在科技投資上往往受制於資本與專業限制，但現時不少AI工具已高度模組化，學習及應用門檻顯著降低。「關鍵不在於技術是否存在，而在於企業是否具備相應的思維與意願。」

因此，商會在推動AI應用時，並未局限於技術層面，而是同步強調管理與策略層面的轉變。一方面透過講座、分享及行業平台，提升會員對AI應用的理解；另一方面，鼓勵企業在實際業務中探索新的應用場景，培養創新能力。

他亦提到，本會所設立的「最佳中小企獎」也在與時並進，近年越趨重視企業數碼轉型的計劃與實踐，今年更將「鵬程中小企青年創意創業獎」易名為「鵬程中小企青年創科創業獎」，引領各行各業的中小企業數碼轉型，整裝待發，迎接AI新時代。

從經驗導向到數據導向

在數據應用方面，鄭蕾指出，中小企業面對的並非單純技術問題，而是一場管理文化的轉型。「不少企業仍以經驗作為主要決策依據，這在過往相對穩定的市場環境下尚可行，但在變化頻繁的市場中，風險顯著上升。」

他認為，數據導向管理不僅有助提升決策質量，亦能解決企業承傳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當決策建立在可累積、可分析的數據基礎上，企業的經營模式便能制度化，而非依賴個別人士的判斷。」

黎卓斌亦指出，隨着數據收集及分析工具普及，中小企業已能在市場推廣、供應鏈管理及銷售策略上作出更精細的調整，這將成為未來競爭的重要基礎。

出海策略與香港的新定位

在市場拓展層面，黎卓斌形容，香港正由單向的「超級聯絡人」，演變為具增值功能的雙向平台。一方面協助港企進入內地及海外市場，另一方面亦協助內地企業以香港作為國際化跳板。

「透過香港完善的專業服務、金融體系及國際網絡，內地企業可先建立合規及治理架構，再拓展至其他市場，這對雙方均具策略價值。」

在東盟市場方面，商會近年集中資源於印尼、馬來西亞及越南等人口結構年輕、經濟活力較高的市場。鄭蕾分享，透過商會建立的跨地網絡，企業能在考察後迅速完成對接，部分合作更在短時間內轉化為實際業務成果。

回顧商會成立三十年的發展歷程，黎卓斌認為，中小企業的挑戰從未停止，但每一輪轉型，亦為新一代企業創造了成長空間。「今日的中小企業，未必止於中小規模，其潛力取決於是否能順應結構變化。」

鄭蕾則指出，商會的核心角色，在於整合資源、傳遞資訊及建立信任，協助企業在轉型過程中降低試錯成本。「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下，集體平台的價值將愈趨重要。」

在全球經濟重塑秩序之際，香港中小企業能否持續發展，關鍵不僅在於外部環境，而在於是否能及早建立適應變局的能力。商會所扮演的，正是陪伴企業完成這一轉變的制度性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