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球藝術生態的棋盤上,香港從邊陲港口蛻變為亞洲藝術品交易的關鍵樞紐,其背後並非單一優勢的偶然疊加,而是制度、金融、專業人才與文化土壤長期作用的結果。本文從歷史脈絡、制度環境、產業鏈條、文化影響與未來挑戰五個面向,梳理香港如何建立並鞏固其在亞洲古董與藝術市場的核心地位。
一、歷史脈絡:從轉口港到價格發現中心 20世紀下半葉,香港以轉口貿易興起,在製造與金融崛起的同時,逐步成為東西文化與資本的交會點。
最早期及經典的兩件國寶級的珍貴文物正是在香港被交易贖回國家。這兩件文物,一件是東晉王羲之兒子王獻之的《中秋帖》,另一件則是東晉王羲之堂侄王珣創作的《伯遠帖》。《中秋帖》全長27厘米,橫11.9厘米,共3行。除了僅有22字的書法字跡,《中秋帖》全卷其餘部分均為後人收藏時所做的題跋。《伯遠帖》是王珣寫給親友的一封信札。原帖只有5行,一共47個字。《伯遠帖》全卷的其餘部分則為後世裝裱時的題跋。筆者對這發生在1951年的文物回歸祖國特別印象深刻,因為這件國寶級文物是經本人舅公-香港南洋商業銀行董事長庄世平的協助之下,兩份書法寶帖經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及文物專家徐森玉鑒定確認為真跡,經周恩來總理批准收購款項,讓這兩幅寶帖回歸北京故宮。
國際拍賣行蘇富比與佳士得於1970年代起相繼設立據點,為亞洲拍賣市場引入國際標準與價格發現機制。1997年後,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保持普通法體系與高度市場自由,吸引內地與國際其他拍賣行及藏家將高價值藝術品的定價與交易放在香港進行。2000年代後,中國當代藝術、古董器物與近現代書畫行情熱度上行,香港藉由拍賣季與藝博會聚合全球目光,逐漸形成「亞洲定價、全球參與」的市場格局。
二、制度環境:低稅制與法治的雙重保障 香港的自由港地位與低稅制,對藝術品這類高價、低頻且高度跨境的商品尤具吸引力。藝術品進出口免關稅,無增值稅與銷售稅,顯著降低交易與持有成本。普通法體系提供清晰的物權、信託與合同框架,使託售、保管、遺產規劃與慈善捐贈得以在可預期的法律環境中操作。保險、估值、合規與爭議解決機制成熟,為高價拍品與長期收藏建立風險護欄。此外,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與國際金融樞紐,香港便於多幣種結算、對沖與融資,讓藝術資產能有效嵌入家族資產配置。
三、產業鏈條:從拍賣到保稅倉的完整生態系統 香港的藝術交易不僅是拍賣槌落的那一刻,更是一套完整的前後端服務體系:
四、文化土壤:藏家社群與公共機構相互增益 市場的繁榮離不開審美教育與文化對話。香港藝術館、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香港文化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香港文物探知館、M+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先後落成開幕,提升了城市的研究與策展能量,為藝術史敘事與市場價值提供學術坐標。企業藏與私人美術館如敏求精舍,二依藏博物館的崛起,帶動策展、出版與學術合作。媒體與公眾項目(如「藝術三月」)讓藝術深入商業與生活空間,擴大社會可見度,促成新藏家入場。粵語、英語與普通話的多語環境降低了跨文化溝通成本,讓國際畫廊與亞洲藏家能無縫交流。
五、內外循環:區域資本與全球網絡的交匯 來自內地與東南亞的高淨值人群,將香港視為資產配置與文化消費的重要節點。離岸人民幣與美元雙通道結算,使跨境支付、估值與對沖更靈活。香港也扮演「北藏南展」的橋樑角色,透過與內地博物館、院團與學術機構的合作,促進巡展、研究與人才交流,拉近公眾與文物之間的距離,並反映市場的信任與熱度。
六、風險與挑戰:合規、來源與可持續性 成熟市場亦有隱憂。首先,文物來源合規與走私風險需持續關注,市場對來源證明、出境許可與盡職審查的要求日益嚴格。其次,全球宏觀波動、地緣政治與資本流動性變化,可能影響高價拍品的週期與成交結構。再者,租金與運營成本上升對中小畫廊與獨立機構構成壓力,市場易向頭部集中。最後,數位化雖擴大觸達,但也帶來資料安全、隱私與版權管理的新課題。
七、策略建議:鞏固領先與拓展邊界
香港能成為亞洲藝術品交易中心,關鍵在於以法治與金融為基底,串起拍賣、畫廊、物流、學術與公共文化的完整鏈條,並在全球資本與華人審美之間搭建可持續的市場語言。面向未來,唯有在透明合規、學術深耕與科技轉型上持續加碼,香港才能在變動的國際環境中,穩固其作為亞洲藝術價格錨點與文化橋樑的地位。
撰文:陳勄如 龍矚傳承董事總經理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會員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藝術史學士 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碩士 香港城市大學工商管理博士在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