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6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同步發表施政報告。規劃全文7篇28章、約6萬字，訂立22項主要指標，標誌特區治理由「年度施政、被動應變」轉向「規劃引領、主動謀局」。

一、從「積極不干預」到「規劃引領」

「小政府、大市場」長期構成香港經濟治理的底色，釋放市場活力的同時，也在土地開發、產業迭代、民生供給等領域累積深層矛盾。產業集中於金融和地產少數領域，城市空間結構失衡，新界北部長期處於邊緣位置。

規劃秉持「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運作邏輯體現在三條界線：其一，公共產品由政府主導，包括北都土地開發、中試基地與量產載體建設、碳排放與環境質量等約束性指標、公營房屋供應、跨區域基建協調；其二，私人產品由市場主導，包括產業方向選擇、技術路線、商業模式、企業融資、人才流動；其三，政府不指定市場勝出者，而是搭建平台、提供誘因、降低交易成本。22項指標中僅5項約束性，正是這三條界線的制度體現。

二、閉環治理的張力與局限

規劃建立「五年規劃統領、年度施政落實、財政預算支持、年度述職匯報」的實施保障機制。然而，制度設計的完備並不自動等同於執行到位。跨部門項目需多個部門協同推進，強化部門首長問責、明確主體責任，方能釐清權責、破除壁壘。

過去數年政府在創科領域累計投入已超過1,500億元，但「投入大、產業化效果有限」的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問題不在於資金不足，而在於從實驗室到生產線的「死亡之谷」始終未被填平。香港坐擁五所QS世界百強高校，在新材料、人工智能、半導體等領域產出大量原創成果，但本地缺乏中試基地和量產載體，大量前沿技術長期滯留實驗室。本地初創企業數量雖已升至4,700家，不少仍停留於研發或展示階段。創科轉型的核心命題，從來不是「投入多少」，而是「能否建立一個讓失敗者願意再試一次的生態」。

三、北部都會區：治理能力的試金石

北部都會區是觀察這套治理邏輯的最佳樣本。規劃定下目標：「熟地」五年產出量由此前五年的120公頃躍升至900公頃，增長7.5倍；住宅落成量由1.1萬套增至7萬套，增長約6.4倍。政府已修訂法例加快程序，令新發展區由研究到產出土地的時間由約13年縮減至7年。

北都的中試基地與量產載體，正是破解創科「死亡之谷」的空間答案。北都規劃的100萬平方米經濟樓面，若精準定位為中試與量產空間，將打通從原創成果到規模生產的關鍵一環。然而，大規模土地徵收已對1,065個住戶及313個棕地作業者造成直接影響，拆遷安置、跨境協調、工程推進，每一關都是對政府執行力的直接檢驗。

四、民生承諾與財政現實

規劃將民生獨立成篇：未來五年公營房屋建屋量約19.6萬個單位，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由2026/27年度的4.5年壓縮至2030/31年度的4年以下，2030年前基本解決劣質劏房。承諾值得肯定，但財政來源的問題無法迴避。2025-2026財政年度，扣除發債淨資金後，基本赤字仍達1,004億港元，相等於GDP的3.0%。財政儲備在六年間累計減少45%至6,473億港元，財政空間進一步收縮。

結語

這份規劃的歷史意義，不止一組數據、一連串工程。它嘗試回答一個更深層的命題：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能否走出一條以市場經濟為主體、政府規劃為引導的治理路徑。這條路的獨特意義在於：它證明規劃與市場並非二元對立。政府提供方向與公共產品，市場驅動效率與創新。若這條路走通，不僅為香港未來奠定長遠根基，也為全球城市治理提供一種新範式——規劃不壓制市場，市場不排斥規劃。

撰文：陳嘉華教授

香港餐飲行業協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