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往往是冰冷的，但有些數字卻讓人感到揪心。

根據社會福利署最新數據，2025年香港新增虐兒個案達1,354宗。雖然較2024年的1,504宗略為下降，但與2020年的940宗相比，短短五年間已累積上升近44%。這不是一個可以輕描淡寫的統計數字，而數字背後，是一個又一個本應無憂無慮的童年，在本應最安全的地方，被傷害、被摧毀。

正是因為這份沉重，我在4月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全面檢討及完善保護兒童的相關法例」議案。我想藉此機會，向更多市民說清楚，我們的法律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以及我們應該走向何方。

看不見的傷口，最難癒合

香港現行的保護兒童法例並不少，但問題在於：法例未必夠「密」，罰則未必夠「狠」，制度也存在真實的「盲點」。

其中一個我最憂慮的盲點，是「精神與心理虐待」的入罪困難。

身體的傷痕或許會癒合，但長期的言語羞辱、冷暴力、或將孩子置於持續恐懼的環境之中，造成的心靈創傷往往跟隨一生。現行《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7條雖然涵蓋疏忽照顧，但對「精神虐待」的定義極為模糊，在實際檢控中幾乎是一片空白。

現有個案分類中，心理傷害個案僅佔約1.2%。這絕非因為問題不存在，而是因為精神和情感虐待極難界定、極難取證，兒童本身亦難以表達內心的傷害，更何況，約64%的施虐者正是兒童的至親。我認為，政府有必要參考英國、美國及歐盟的立法經驗，在法例中更清晰地定義「心理傷害」，並制定專業評估準則。我們不能等到孩子精神崩潰、出現自殘傾向，才姍姍來遲地判定這是一種犯罪。

虛擬世界的威脅，法律已經落後

與此同時，科技帶來的新型威脅，已讓現有法律顯得嚴重滯後。

不法之徒利用「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將兒童的照片合成為色情影像；又或以匿名身份透過社交媒體實施「網上誘拐」（Online Grooming），手法隱蔽，難以追查。數據顯示，2025年涉及性侵犯的新增個案佔整體約37%，當中施虐者為同輩或網絡上認識者的比例顯著上升。

現行的《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主要針對實體或已知的影像檔案，面對人工智能生成的虛擬色情內容，法例明顯追趕不上現實。我認為，政府應考慮增設針對「網上誘拐」的專門罪名，並要求互聯網平台在發現涉及兒童的違法資訊時，負起即時屏蔽與舉報的法律責任。保護兒童的防線，必須延伸至虛擬世界。

有舉報，也要有接應

今年1月，《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正式生效，這是值得肯定的重要一步。然而，立法只是開始，執行的配套同樣關鍵。

我接觸過不少前線的老師、社工和醫護人員，他們不是不想舉報，而是充滿疑慮：舉報的準則是什麼？若事後證據不足，會否反被追究？這些「舉報焦慮」若不能妥善疏導，法例的實際效用將大打折扣。政府必須盡快完善作業指引，並提供充足培訓，讓前線專業人員有信心按法律行事。

但更讓我憂慮的，是「舉報之後」的問題。當舉報量因法例生效而上升，社署的緊急安置宿位是否足夠？心理輔導服務能否及時跟上？若我們只要求前線人員舉報，卻沒有後續的保護資源配合，最終受苦的仍然是那些孩子。「有舉報、無安置」，不是保護，是另一種失職。

罰則過時，阻嚇力成疑

說到底，法律的威嚴，在於讓潛在的施害者有所忌憚。

目前的保護兒童法例分散於多條條例之中，部分罰則已嚴重過時，完全未能反映社會對虐兒行為的零容忍。對於導致兒童長期殘疾甚至死亡的嚴重個案，我認為應考慮獨立成罪，並顯著提升最高刑期。對於涉及機構性虐待的個案，監管當局應獲賦予更大權力，對失職管理層追究刑事責任，而非僅以釘牌或罰款了事。

當然，我也明白，近六成虐兒者是受害兒童的父母，當中不少個案的背後，是家庭壓力、精神健康問題和管教知識的匱乏。嚴刑峻法固然必要，但若不同時投入資源推廣正向管教、支援高風險家庭，我們只是在懲處症狀，而非根治病因。兩者必須並行。

社會需要一張沒有死角的保護兒童保護網

香港現在的兒童保護制度，是「修補式」的，而我們需要的，是一次「全盤檢視」。

將散落各處、參差不齊的法例整合、更新、強化，堵塞每一個制度漏洞，構建一張沒有死角的保護網，這不是奢望，而是我們對下一代最基本的承諾。

我們要讓每一個孩子知道：無論在家中、學校還是網絡上，這個社會都會站在你身旁，守護你。

撰文：陳曉峰（立法會法律界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