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近日公布《人工智能擬人化互動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由國家網信辦等五部門聯合發布，並訂明於2026年7月15日起施行 。這不是一般性的技術指引，而是全球首個專門針對 AI 情感陪伴場景的國家級監管規則，對人工智能「擬人化」濫用作出一次明確的法律劃線 。今日的風險，早已不是 AI 會不會「答錯」，而是它會否以人的面孔、人的情感，去包裝機器的邏輯，進而偷換用戶判斷、侵蝕人格自主，甚至擾亂公共秩序 。從法律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危機若不及早處理，等到市場自行糾正，外部化的社會成本往往已難以彌補。

擬人化不是中性設計，而是關係操控

很多人把「擬人化」說成產品體驗優化，但這種說法過於天真。學者 Julian De Freitas 與 I. Glenn Cohen 在頂級期刊《自然—機器智能》發表關於 AI 伴侶情感風險的研究指出，擬人化互動會放大依附、誤認與情緒投射，令用戶把本來屬於工具的系統，錯認為值得信賴的關係對象，形成一種難以逆轉的「失能性情感依賴」（dysfunctional emotional dependence） 。一旦心理預期被商品化，法律就不能再只談功能，必須談責任。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員 Wong Yi Thong 與 Manvi Rathod 亦明確指出，AI 陪伴服務雖然可舒緩孤獨、支援長者，但同時帶來私隱外洩、情感操控與心理依賴等複合風險 。若平台以「陪伴」作招徠，卻在設計上誘導沉迷，並以數據回收作商業變現，那麼它就不再只是科技服務，而是需要被嚴格審視的高風險商業行為。

從內地立法到香港《指引》的治理邏輯對比

探討人工智能治理，香港必須有自身的戰略對位。對比國家此次頒布的《辦法》，香港數字政策辦公室（數字辦）早前公布的《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及應用指引》展現了另一種治理哲學 。香港《指引》以風險為本，將 AI 系統劃分為「不可接受風險、高風險、有限風險及低風險」四個級別，涵蓋個人資料私隱、知識產權、犯罪防治、真實可信及系統安全五大維度 。兩地的監管邏輯雖有差異，但目標殊途同歸。內地的《辦法》採取「場景切入、一次到位」的預防式監管，特別是條文中最具倫理張力的一句:「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虛擬親屬、虛擬伴侶等虛擬親密關係服務」 。這等於官方直接承認，市場正在利用兒童的情感真空來謀利。相比之下，香港《指引》作為一套不具備直接刑事約束力的框架，更依賴企業設立內部專責團隊、進行評估及合規審查的「自我認證」與透明度要求 。這引申出一個核心的合規挑戰：內地法規具有剛性底線，而香港《指引》提供了彈性評估框架。當企業處理跨境科技業務時，只要將產品包裝成「智能助理」而非「情感陪伴」，是否就能規避內地「持續性情感互動」的監管 ？這種依靠企業自我申報的邊界漏洞，正是未來大灣區 AI 規則銜接必須解決的痛點 。

比較法視角下的制度成本

現時輿論常言「AI治理已成國際焦點」，但缺乏具體對比會令論述空洞。除了中港兩地，美國加州 SB 243 法案僅要求平台提醒未成年人休息並標示 AI 身份，賦予受害者事後訴訟權，卻未敢直接禁止虛擬親密關係本身 。歐盟《AI法案》雖有嚴格規範，但高風險系統的主要合規義務已被延後至2027年 。內地立法在預防未成年人心理依賴上，走得比加州與歐盟更遠 。這釋放了一個明確的訊號：任何試圖進入內地市場的跨境教育科技、長者陪伴及內容平台，都必須將算法審核與風險分級納入產品設計前端，不能再以「矽谷標準」作為擋箭牌 。

商會與專業服務界的「數實融合」使命

對香港企業而言，這部新規不是遙遠的內地新聞，而是直接決定市場准入的底線。凡涉跨境 AI 營運的企業，必須同步對照內地《辦法》的禁令與香港《指引》的風險分級機制，建立「雙軌合規」架構 。作為全港商會及專業服務界的代表，我們認為香港不應只甘於做被動的「規則跟隨者」，而應發揮普通法制度優勢，成為大灣區人工智能監管的「制度轉譯者」 。商會可以牽頭建立一個涵蓋法律、金融及科技界別的「跨境 AI 合規聯盟」，協助本地及國際企業理解內地紅線，同時為內地企業「借港出海」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信託及法律結構 。香港在推動「數實融合」的過程中，不僅要提供算力與資本，更要提供制度與法治的確定性 。人工智能可以很聰明，但聰明不能凌駕法律，更不能凌駕人。真正成熟的市場，不是看誰先盲目衝鋒，而是看誰懂得在倫理與法規的紅線前精準停步。

撰文：李立航 香港專業服務聯合會創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