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正重塑全球產業分工，但香港若仍以工業時代的思維理解創科，將AI發展粗暴簡化為算力、晶片與編程，無疑會把一場深刻的制度變革，誤判為單純的工程競賽。這種偏誤，本質上是「技術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延伸：彷彿只要硬件夠強、資金夠多，社會就自然受益。然而，社會學家 Max Weber 早已警告，過度膨脹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會逐步吞噬「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當 AI 真正進入金融、醫療與司法體系時，決定其成敗的從來不只是模型效能，更是倫理判斷、制度設計與社會信任。這正是文學、社會科學與法學教育在 AI 時代絕不能被邊緣化的原因。

Code is Law：警惕算力工廠的管治盲點

政府正推進北部都會區發展，並籌建「北都大學教育城」。若此千秋布局最終重理工、輕人文法政，看似前瞻，實則極度失衡。 在「社會技術系統理論」（Sociotechnical Systems Theory）視角下，AI 從不是孤立運行的工具，而是深度嵌入社會秩序的權力結構。法學家 Lawrence Lessig 提出的「Code is Law」一語中的：當代碼滲入社會運作，它便擁有了實質的規則制定與資源分配權。若香港只迷信培養寫代碼的工程師，卻不訓練能審視制度、追問權力、辨識偏見的人才，北都教育城極易淪為冰冷的「算力工廠」，變相將公共利益的把關權拱手讓予演算法黑箱。

知識論危機下 法律界須堅守「人在迴路」

對法律界而言，危機已迫在眉睫。法律工作的本質從不是搬運條文，而是爭點辨識、價值權衡與理解人性。AI 帶來的，是一場嚴峻的「知識論危機」（Epistemological Crisis）：當系統能瞬間生成看似完美卻錯漏百出的論述，專業判斷便絕對不能外判。因此，「人在迴路」（Human-in-the-loop）絕不能流於技術口號，而必須成為香港法治面對 AI 的核心防線。 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早已提供清晰參照。英格蘭及威爾斯司法機構於2023年底發布指引，明文反對依賴 AI 尋找無法獨立核實的法律資料。新加坡自2024年10月1日起實施的法院使用者生成式 AI 指引，亦採取務實模式：不一刀切禁用，但把核實與真確的絕對責任壓在使用者身上，嚴禁利用 AI 生成、篡改或捏造證據 。這釋出了一個無可妥協的原則：AI 在司法體系中只能是輔助（Augmentation），絕不能是替代（Automation）。

大灣區數據流通的制度接口

AI 時代的競爭，不只發生在實驗室，也發生在制度與數據邊界之間。若把視野放大到粵港澳大灣區，香港更不能把 AI 發展理解為單點技術競賽。大灣區未來真正具戰略價值的，不只是算力集聚，而是能否在「數據跨境流通」（Cross-border Data Flow）上建立可預期、可問責、可審計的制度接口。數據一旦跨境，牽涉的便不只是傳輸效率，而是私隱保障、商業機密、證據可採性以至跨境合規審查。若政策論述只強調「流通」而忽略「治理」，只會把跨境協作變成跨境風險輸送。香港若只把自己定位為數據通道，而不能成為規則接口與責任中心，最終便只能分享流量，卻無法掌握話語權。香港的真正優勢，在於憑藉普通法制度，成為大灣區數據治理的樞紐。

教育局與法學院的必答題

香港不能再以含糊態度處理 AI 與高等教育的關係。要穩守國際地位與區域優勢，筆者強烈呼籲教育局在即將公布的「北都大學教育城」概念發展綱要中，落實三大承諾： 第一，拒絕資源傾斜：明文保障人文、社會科學及法學的發展空間，要求新設院校提出跨學科整合方案，絕不能把人文法政降級為科技的「陪襯品」。 第二，主導合規科技：撥款設立跨院校的「AI 治理與法律創新中心」，集中支持數據治理、跨境合規與合規科技（RegTech）研發，讓香港未來不只輸出技術，更能輸出「規則」。 第三，重塑撥款指標：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審批研究資助時，必須把技術的「社會與法律衝擊評估」列為核心指標。 與此同時，香港三所大學的法律學院不能再把 AI 視為邊緣選修。Reuters 於2025年的報道指出，美國已有多間法學院將 AI 訓練列為強制必修，當中包括 Quinnipiac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及 Fordham Law School 。香港的法學院應立即將「演算法批判素養」納入法學士及 PCLL 的必修核心。大律師公會與香港律師會亦應盡快訂立本地生成式 AI 執業指引，並納入持續專業培訓（CPD）要求。

北都大學教育城的成敗，不在於能引入多少台超級電腦，而在於能否孕育出具備制度韌性與批判力的複合型人才。AI 時代最渴求的，不只是工程師，更是能為技術劃界、為制度賦義、為公義把關的人。

撰文：李立航 香港專業服務聯合會創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