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一直認為，香港在全球創科版圖上最被低估的資產，不是資金、不是人才，甚至不是「一國兩制」本身，而是一種能力——在規則尚未成形的領域，率先搭建對話框架的能力。過去數十年，香港在金融監管、知識產權保護、國際仲裁等領域反覆證明了這一點。如今，當全球數字治理進入「無人區」，這種能力的價值正在被重新發現。

去年四月，筆者出席了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亞太峰會，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近千名嘉賓齊聚會展中心。那兩天的經歷，讓筆者對上述判斷更加確信。印象最深的，不是開幕式的規格——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勇、行政長官李家超、國家網信辦主任莊榮文到場——而是場內場外那些跨越國界與行業的對話。一位東南亞的數字部門官員與一家中國AI企業的創辦人，就跨境數據流通的實操細節交換意見；一位歐洲學者與一位香港金融科技從業者，討論AI在反洗錢領域的應用邊界。這些對話之所以能在香港發生，正是因為香港提供了一個其他城市難以複製的條件：既懂國際規則，又通中國語境。 數字治理為何需要「第三空間」

當前全球AI治理正陷入監管困局，企業合規成本高企卻缺乏統一框架；亞太區各國則各自為政，標準碎片化問題日益嚴重。與此同時，AI技術本身的演進速度遠超監管的反應能力，當各國還在討論大模型的監管原則時，AI代理已經能自主操作電腦、執行複雜任務，帶來全新的安全與問責挑戰。在這種格局下，全球數字治理迫切需要一個「第三空間」，既不完全依循歐美的監管邏輯，又能與之對話；既能理解中國數字生態的運作方式，又具備國際公信力。筆者認為，香港正是這個「第三空間」最合適的承載者。

這並非空想。世界互聯網大會自2014年起每年在烏鎮舉辦，是國家規模最大、層次最高的互聯網盛會。大會在2025年首次於烏鎮之外另設亞太峰會，選址香港，本身就是對香港這種獨特角色的認可。烏鎮面向全球，側重宏觀政策與頂層設計；香港面向亞太，更強調務實合作與規則探索。兩者形成互補，而非競爭。

從對話到行動

第二屆亞太峰會將於四月十三至十四日舉行，主題從去年的「數智融合引領未來」調整為「數智賦能 創新發展」。這個措辭變化值得留意——從「融合」到「賦能」，從描述趨勢到強調落地，反映的是全球數字經濟議程正在從共識建立階段進入行動執行階段。

今年峰會的幾項升級印證了這一判斷。分論壇從三場擴展至六場，涵蓋智能體創新與應用、數字金融、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智惠民生、數智健康及典籍數智化與傳播。更重要的是首次增設部長級會議，邀請各國數字部門的部長級官員圍繞AI賦能經濟增長等議題展開對話。部長級會議的設立，意味著峰會正在從「交流平台」向「協調機制」演進——這正是筆者所說的「從對話到行動」。

筆者尤其關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與「智能體創新與應用」兩場分論壇的並列設置。發展與安全從來不是二選一的命題，而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任何只談發展不談安全，或只談安全不談發展的框架，都注定失敗。將兩者並列討論，體現的正是一種務實的治理智慧——這也是香港一貫的風格。

去年首屆峰會上，時任數字政策專員黃志光發布了《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及應用指引》，這是香港從「東道主」轉向「規則探索者」的重要一步。但筆者認為，這只是起點。香港真正需要做的，是在幾個核心問題上形成自己的立場：跨境數據流通的規則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進創新？AI代理的問責機制如何設計才能既有效又不窒礙發展？數字經濟的紅利如何在不同群體之間合理分配？這些問題沒有現成答案，但香港有條件在探索過程中走在前面。

從「聯繫人」到「增值人」的試金石

香港正從「超級聯繫人」邁向「超級增值人」。亞太峰會的連續舉辦，恰好是檢驗這一轉型的試金石。如果香港只是提供場地和接待服務，那它依然只是「聯繫人」；如果香港能藉此平台貢獻治理智慧、輸出實踐經驗、推動形成可落地的區域合作框架，那才是真正的「增值」。

同期舉行的「國際創科營商周」和「香港國際創科展」，將政策對話與產業實踐同步推進，為峰會的討論提供了落地的土壤。這種安排本身就是一種務實的態度——治理不能脫離產業，產業亦需要治理的護航。

全球數字治理的「香港時刻」已經到來。問題不在於香港有沒有這個條件，而在於我們能否把握住這個窗口，將獨特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治理貢獻。筆者相信，第二屆亞太峰會能交出一份令人振奮的成績表。

撰文：陳迪源

香港創科發展協會創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