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12月29日）一宗收購案在全球科技界引起關注。Meta以數十億美元收購通用人工智能（AI）代理領域的明星初創公司Manus。這是Meta史上第三大收購。筆者認為，這宗交易的深層意義遠超商業。一家源自武漢、由中國創辦人建立、曾獲中國資本支持的頂尖AI企業，在「去中國化」後，最終將其核心技術與團隊完全併入美國的競爭對手。這揭示了中國在尖端科技領域面臨的人才與技術流失風險，也為香港在國家創科戰略中的角色，提供了迫切的思考方向。

Manus現象：是否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技術遷徙」？

要理解這次收購的意義，必須先了解Manus的價值。它並非普通AI公司，而是專注於「通用AI代理」——能夠像人類一樣自主執行複雜任務的AI系統，被視為繼大型語言模型後，AI發展的下一個里程碑。Manus的技術實力已獲得市場認可，其商業潛力巨大，成立僅八個月，年度經常性收入（ARR）便已突破一億美元。

然而，比其技術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它的發展軌跡。2022年，Manus在武漢誕生，創辦人肖弘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企業家，其早期投資者包括騰訊、紅杉中國等知名中國資本。但從2025年起，Manus操作了一系列「去中國化」的軌跡：6月，總部從中國遷至新加坡；7月，裁撤大部分北京員工；最後，完全剝離所有中國投資者，並停止在中國的運營。這一系列的動作，不管是有意還是巧合，都指向了同一個結果：一家植根中國的企業，最終轉變為由美國公司全資擁有的「全球化」公司。

核心啟示：如何防止另一次出走？

Manus的出走與被收購，筆者認為暴露了我們在留住頂尖創科企業上的挑戰。這些挑戰並非單一因素，而是地緣政治、市場准入與資本結構的綜合結果。在全球技術競爭白熱化的背景下，中國的AI企業若想走向世界，往往面臨兩難：一方面，它們需要全球市場和國際資本；另一方面，它們的中國背景可能在某些市場受到限制。Manus選擇的「新加坡路徑」，正是試圖繞過這種困境，但最終結果卻是核心技術與知識產權的完全轉移。我們必須思考如何防止另一次出走？我們能否提供一個比新加坡更好的選擇，讓中國的頂尖AI企業既能擁抱全球，又能將「根」留住？香港具備這樣的條件。

香港的角色：從「超級聯繫人」到「戰略防火牆」

面對Manus現象，香港不能只做旁觀者，而應成為國家應對這一挑戰的「戰略防火牆」與「融合樞紐」。我們必須主動思考，如何利用「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為中國的AI企業提供一個無法被取代的全球化平台。香港之所以能成為中國AI企業的戰略性選擇，筆者認為是因為我們在七個關鍵維度上都有獨特的優勢。

第一是「氛圍」。香港是中西交匯的橋樑，具有開放、包容的技術氛圍。這樣的氛圍對於需要全球視野的AI企業至關重要。

第二是「算力」。香港可以成為中國AI企業的「算力轉運機場」。對於需要大量算力支持的AI企業，可以在香港設置算力中心。這樣可以低成本、低延遲、並且不會因為數據跨境而面臨監管風險。

第三是「融資」。香港的資本市場應該發揮更大作用。Manus面對的是以美國VC為主的國際資本，這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其被收購的結局。香港應該積極打造亞洲領先的「創科融資港」，吸引更多中東、歐洲及本地的長期資本，為中國的AI企業提供更多元化、更具耐心的資金支持。

第四是「人才」。香港具有世界級的人才市場，可以吸引全球頂尖的AI研究者、工程師和管理者。中國AI企業在香港可以不受地域限制，直接接觸國際人才市場，從而先於其他企業一步。

第五是「知識產權」。香港的法律體系寶正寶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不亞於歐美。中國AI企業在香港可以將核心技術、數據子等知識產權登記在香港，確保其不會在海外併購中被掏空。

第六是「合規成本」。香港具有世界一流的監管框架和法律體系，中國AI企業在香港可以低成本地完成合規流程，不需要為了適應不同法系而進行流程。

第七是「數據自由」。數據管理上，可以設計為「境內數據不出境、境外數據全球通」的合規模式。

把握機遇，主動佈局

Meta收購Manus，對我們而言，損失的不僅是一家潛在的千億級企業，更是我們在下一代AI革命中的一個重要據點。我們必須認識到，全球科技競爭已不僅僅是技術本身的競賽，更是圍繞技術、人才、資本和規則的生態體系之爭。

特區政府、創科界與投資界必須聯手，立即行動。我們應主動接觸內地頂尖的AI初創企業，向它們展示「香港路徑」的獨特價值，和我們逐漸完善的創科生態；從數據跨境流動的政策創新，到吸引全球頂尖AI人才的配套措施，再到引導國際資本的市場機制，都需加緊佈局。我們必須將香港打造成中國AI企業走向全球的「首選通道」和「安全港灣」，這既是香港的時代機遇，更是我們在國家創科大局中不可推卸的責任。

撰文：陳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