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偉達(NVIDIA)終歸會選出下一任行政總裁,但要承接黃仁勳那件招牌皮褸背後的產業份量與江湖地位,短期內恐怕無人能及。這場震動全球科技界的換帥,對中國內地及粵港澳大灣區的衝擊,亦遠不止於一家巨頭的權力更迭。
英偉達於十一月十二日公布,黃仁勳辭任總裁、行政總裁及董事,由財務總監Colette Kress兼任臨時行政總裁。僅僅五天後,Kress在業績會上明言,已停止向中國供應獲許可的Hopper系列數據中心產品(包括H200),卻未有交代原因,亦未說明是否永久停供。對依賴新增算力供應的企業而言,實質風險已然兵臨城下。
過去多年,黃仁勳一直力爭保留中國市場,在科研機構、雲端巨頭與供應鏈之間扮演關鍵橋樑。他的離開未必即時改寫產品路線圖,卻勢必改變企業與各方的協商方式。隨着董事會新設「國安與出口管制監督委員會」,未來的跨境合作將更倚重制度與合規框架,而非個人默契。中國企業當務之急,是重新核實既有供貨與擴容承諾,審慎評估管制變數。
英偉達供應鏈的財務壓力亦在同步升溫。付款條件方面,《工商時報》引述業界消息指,台積電按客戶財務狀況核定信用額度,超額訂單須以現金結算,部分客戶更須預付款項以鎖定產能;雖然台積電未有確認,亦無證據顯示此舉針對英偉達,但市場對資金鏈的警覺已表露無遺。價格方面,路透社七月已報道台積電計劃於2027年將代工價最高上調一成——儘管加價與換帥無關,但「預付提前」疊加「報價上漲」,勢必推高整個產業鏈的周轉壓力。
若將視線拉長,比算力與資金更深遠的命題,是頂尖科技人才如何重新定位自己。近年美國多家核心芯片企業均由華裔掌舵:剛離任的黃仁勳、AMD主席兼行政總裁蘇姿丰、博通行政總裁陳福陽,以及英特爾行政總裁陳立武。他們的成就,本就是跨國人才與全球商業網絡創造價值的最佳註腳。然而,地緣政治正讓這種跨境背景變得愈發微妙。去年八月,特朗普以中國投資聯繫及所稱利益衝突為由,公開要求陳立武辭職;陳立武隨即回應指相關說法包含失實資訊,並重申恪守法律與道德標準。本月,英特爾、陳立武及財務總監另遭股東提告,焦點涉及個人電腦需求及庫存等風險披露。後者屬民事證券訴訟,並非涉華國安案件。 話雖如此,當跨境人脈動輒成為政治放大鏡下的爭議焦點,身處其中的專業人士難免反躬自問:自己的國際網絡,究竟是資產,還是負累?早在2023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調查研究便已發現,科研恐懼與受訪在美華裔學者的離美意向顯著相關。這清晰揭示了一個現實:合作環境的信任度,始終左右着人才的去留。所謂「向東發展」,未必表現為轟轟烈烈的集體遷徙,更可能從具體的合作項目與團隊布局悄然起步。
筆者認為,短期內算力缺口與管制壓力固然會困擾中國市場,但長遠的人才重新配置,卻可能醞釀難得的機遇。人才無法一夜間填補設備缺口,但只要具備研發、帶隊與產品化經驗的領軍人物,願意將長期工作落腳大灣區,沉澱下來的便是可持續成長的產業能力。
這不是預言任何具名高層將會回流,而是香港值得未雨綢繆的戰略可能。因此香港不能停留在「搶人才」的層面。相較於簽證便利與短期資助,可持續的研究條件、清晰的知識產權安排與可靠的合作夥伴,才是決定人才扎根與否的關鍵。香港擁有世界級高校與國際網絡,若能更深地對接深圳的工程力量、珠三角的龐大產業場景及河套協作載體,便足以打通科研與市場的最後一里路。歸根結柢,留住人心的從來不是一時紅利,而是具前瞻性的項目、團隊與長期承諾——讓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在守法、可信的環境中專心合作,毋須再被迫選邊站隊。
黃仁勳的皮褸之所以難接,恰恰說明頂級產業競爭的終局,說到底仍是人才與信任的競爭。對大灣區而言,近憂在於守住供應與履約,遠慮則在於讓人才願意留下。引才的真正成績單,從來不在於來了多少耀眼名人,而在於培養了多少年輕人、促成了多少持續合作,以及沉澱了多少帶不走的產業能力。唯有接得住人才,方能接得住下一輪發展的主動權。
香港創科發展協會創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