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在深圳舉行。這是中國第三次擔任APEC東道主。從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到2026年深圳，三座城市對應三個階段，但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歷史脈絡，而是這場會議本身面臨的三重懸念：亞太合作往何處去、中國角色如何變化、深圳能給APEC留下什麼。

第一重懸念：亞太合作往何處去。

今天的亞太，佔世界經濟總量逾六成、貿易總量近一半，APEC成立三十多年來，地區人均收入大幅增長，大量人口擺脫貧困。但區域合作正面臨動力衰減：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抬頭，「去風險」正在切割原本深度嵌套的產供鏈，數字與綠色規則競爭加劇。APEC全年主題定為「建設亞太共同體，促進共同繁榮」，優先領域是「開放、創新、合作」——這三個詞既是目標，也是對當前逆流的回應。問題在於，回應能否變成可操作的成果。

第二重懸念：中國角色如何變化。

2001年上海APEC，中國剛剛加入世貿組織，主要任務是融入區域分工；2014年北京APEC，中國以更大體量推動亞太自貿區進程；2026年深圳APEC，中國面對的是一個更複雜的亞太。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第三次擔任東道主，重點不在重複過去，而是在不確定性中提供確定性。據中國貿促會公布，本屆工商領導人峰會預計超過2000名政商及媒體人士參會，21個APEC經濟體均有企業代表報名，美國企業報名數量居各經濟體之首。這說明，儘管外部環境複雜，亞太工商界對區域合作仍有強烈期待。中國能否把這種期待轉化為會議成果，是第二重考驗。

第三重懸念：深圳能給APEC留下什麼。

評價選址，不能只看城市知名度，更要看它能否承載會議要傳遞的信號。深圳從邊陲小鎮發展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前沿，其路徑與今年APEC的優先領域高度契合。APEC「中國年」已形成一系列實質進展：5月蘇州貿易部長會議發表《蘇州聯合聲明》，成為今年首份部長級成果文件；7月成都數字和人工智能部長會議通過《成都聲明》，為數智合作搭建行動框架。而落戶深圳前海的「促進APEC數據跨境流動合作中國中心」，依托深港跨境數據驗證平台已跑通13個跨境驗證場景，助力內地中小微企業在港融資超過2.6億港元。這些成果說明，深圳承辦APEC不只是提供會議場所，更是把「開放、創新、合作」放回它們生長的土壤裡。

但真正的考驗在會後。

根據中方公開信息，今年領導人會議將以《APEC領導人深圳宣言》為平台，並形成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領域成果文件；工商界也將發布《2026年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深圳倡議》。這些文件能否落地，取決於後續能否在數據跨境流動、中小企業數字化、綠色轉型、供應鏈聯通等領域形成持續機制。一場會議只有幾天，一座城市的發展卻是長跑。亞太合作的新未來，將在深圳由各方共同書寫。這句話的分量，最終取決於各方能否把深圳會議當作行動的起點，而非儀式的終點。

撰文：陳嘉華

香港餐飲行業協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