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凌晨，董建華站在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的主禮臺上，見證英國國旗降下、五星紅旗升起。他在就職演說中堅定地說：「『一國兩制』的事業，完全掌握在我們中國人自己手裏。」從那一刻起，他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也成為這項史無前例的開路人。沒有現成經驗可循，沒有先例可依，一切從零開始。八年特首歲月，他承受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孤獨與壓力，以拓荒者的堅韌，為香港的未來踩出第一條路。

上任第二天，亞洲金融風暴便呼嘯而至。一九九八年八月，國際金融大鱷同時狙擊港元和股票市場，意圖摧毀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整個城市陷入恐慌，輿論一片混亂。董建華用了短短半個小時，作出動用外匯儲備入市干預的決定。他後來回憶：「若不『入市』，金融及經濟體系會受到很大影響，甚至會崩潰；若然『入市』，就要調動大量儲備，風險是否太大？在上面做決策的人，是很寂寞的。我那一晚擔心得不能入睡。」那句「寂寞」，道盡決策者獨力承責的千鈞重量。最終，港府動用一千一百八十一億港元擊退炒家，守住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這一役，靠的是他的果斷，更靠的是他在無人敢拍板時獨自拍板的勇氣。

在房屋政策上，董建華同樣走在時代之前。他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目標直指香港深重的住房困局，希望基層市民能有安居的機會。社會以短期樓價波動質疑他，地產商冷嘲熱諷，輿論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受金融風暴影響，計劃未能完全實現，但在他任內，公屋輪候時間由六年半大幅縮短至三年，減稅、寬免差餉等連串措施為市民減輕了四百多億元負擔。他的步伐太快，走在時代的前面，註定要先承受誤解，等待歷史慢慢驗證他的用心。

教育是他投入心血最多卻最少提及的領域。五年任內教育開支累計達兩千六百多億元，增幅高達百分之四十六。他推動課程改革、學制改革，在多份施政報告中倡導國民教育與歷史學習，希望香港青年建立對國家的認同。這些工作短期內看不到掌聲，但他相信教育是改變社會流動的根本。如今回看，這份為下一代鋪路的苦心，恰恰是一個負責任領導者最應有的遠見。

二零零三年非典肆虐，是董建華最艱難的時刻。每天面對上升的死亡數字，他說自己「非常難過」。屯門醫院男護士劉永佳殉職，他從繁忙公務中抽出時間，親自出席葬禮。五月十二日國際護士節，他改變工作日程，與夫人一同參加活動，為犧牲的醫護同仁落淚。在立法會上，他懇切地說：「大敵在前，我希望，更呼籲，我們大家一起：拿出對香港的真誠與熱愛。」那一年，他以一位領導人的悲憫與擔當，陪伴香港走過最黑暗的日子。

連任後，他創立高官問責制，理順特區管治架構；促成CEPA簽訂，推動「個人遊」與泛珠三角合作，引領香港經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每一步都是前人未曾走過的路，每一步都需要極大勇氣。

董建華的工作強度驚人，每天早上七點上班、深夜十一點下班，被媒體稱為「7-11」，後來更變成「4-11」。他從不罵人，從未公開動怒，即便批評再刻薄，他始終面帶微笑。二零零五年，他因健康原因請辭。八年特首路，他承受了太多本不應由一個人承擔的壓力，以孤獨與擔當，為「一國兩制」踏出了最艱難的第一步。

拓荒者的價值，不在於一時掌聲，而在長遠的歷史視角。今日香港賴以穩定融合的根基，正源於這位默默負重、目光長遠的開路人。

撰文：陳嘉華

香港餐飲行業協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