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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論壇】「9+2」協作共融,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經濟效益


近年北大、清華和復旦等著名學府的學生也留意到大灣區的發展機會。

近年「灣區」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動力,更是國際競爭力和創新能力的發源地之一,粵港澳大灣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然而,粵港澳大灣區的理想構圖要順利轉化為現實,並帶來實際的經濟效益,還需解決多項挑戰,包括城市之間的清晰分工與定位、優勢互補與協作、人才與文化適度融合及市場的參與推動等,才能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潛在價值,並與世界級三大灣區比肩,甚至成為各大灣區之首。

撰文  余美玉   攝影  鄺鉻漢

目前,發展成熟的世界三大灣區分別是美國紐約灣區、美國三藩市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其核心定位各有不同。東京灣區是著名的「產業灣區」,是日本最大的工業城市群,紐約灣區為「金融灣區」,是世界金融的心臟,三藩市灣為「科技灣區」,擁有舉世聞名的矽谷,以及Google及facebook等互聯網巨頭等的總部。比起這些已發展一段時間的成熟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只屬起步階段,去年國務院才正式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納入政府工作報告,將其定位從泛珠三角時期的區域引擎躍升為跨行政區的國家級統一規劃。
 

塑造「中國式」灣區

不過,在上月舉行的德勤中國粵港澳大灣區論壇上,該行的《從「世界工廠」到「世界級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建議》白皮書中,對照了上述世界三大灣區,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最有可能成為下一個世界級頂級灣區。第一是粵港澳大灣區擁有立足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規模、需求和實力,以不足全國5%的人口創造了全國12%的經濟總量,其佔地面積、常住人口、經濟總量增速、港口吞吐量和機場通航量均超過現有三大灣區。其二是粵港澳地區的特色之一,就是橫跨了「一國兩制三關稅區」,為貿易和產業合作提供更多選擇,這種多樣性的政策制定是以中央和粵港澳三地協商的方式推進,同時塑造了具「中國特色」的灣區經濟發展模式,為其提供有別於三大世界級灣區的創新性。
 

體制多樣性有助資源配置

粵港澳合作雖然不是新概念,但是灣區發展規劃要從區域經濟合作上升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國家戰略,區內城市群應在地理空間上進行統一的戰略規劃和資源配置,打造城市互聯互通的跨城市生活圈,突出城市自身特色與功能定位,借助體制的多樣性,尋找資源配置和生產要素的最佳組合,才能發揮集聚效應、分工效應、協作效應和規模效應。

港澳自身各具優勢,可以分工合作、相互協同,發揮更大作用。比如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可以成為參與一帶一路企業的海外財資中心,在融資、資金的全球管理上發揮作用;粵港澳三地的機場、港口如能深入合作,建成全產業鏈的新型國際航運中心,對接東南亞、南亞及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進一步促進一帶一路上的貿易暢通和人員往來;整合香港、深圳、廣州等地的教育和研發資源,大灣區可以引領科技創新和高端製造業,將中國製造的高端裝備、中國科技標準帶到一帶一路國家。」

相互協作成發展關鍵

大灣區內共有九個城市及兩個特別行政區,城市的同質性越高,就越易出現競爭,或會產生內耗及資源重疊等反效果。因此,區內各城市間能否協作,成為了發展大灣區的關鍵。德勤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許思濤表示,大灣區內各城市的定位未算明確,建議可以進一步細化分工,將有助各個城市協調發展,而非互相競爭。許思濤以金融產業為例,深港滬三地的股市已實行互聯互通機制,相信未來三地股市會一體化,港交所(0388)可以定位紐交所,而深交所則可朝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方向進發,就可以產生互補效應。報告又指出,深圳擁有強大的科創能力,將可點燃香港的經濟發展勢頭,而香港則可以補足深圳的金融、高等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更可結合東莞製造中心優勢推動技術、體制創新及國際化。

其實除了金融以外,大灣區的部分城市目前仍處於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轉型的時期,很多企業在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巨大機遇的同時,更需要廣泛多元的專業服務支援,而香港成熟的市場經濟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僅可以為大灣區內城市帶來大市場的規模效應,其自身的市場經濟運作與管理經驗還可以為區內各個城市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借鑒,以及向其他企業提供不同的服務和協助。
 

灣區內文化融合度不足

粵港大灣區內城市除了協作外,其發展亦要有賴人才的配合。德勤指出,目前大灣區擁有四間世界100強大學,較其他三大灣區為多,加上近年深圳的創科公司亦受到北大、清華和復旦等著名學府的學生青睞,相信日後更多人才會聚集於大灣區。各地政府也可以考慮建立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的合作平台,集合資源縮短嶄新技術從研究至應用的過程,同時也可減低溝通成本,同時開拓更大的合作空間。

然而,德勤亦發現現,區內土地成本、稅制靈活性及城市間文化及信任度等,均是發展過程中要面對的挑戰。施自能認為,現時粵港澳文化融合度尚未足夠,區內人才應有更多交流,尤其是本港年輕人更要加強對大灣區的認知及信任,才能創造像其他世界三大灣區的獨特和創新的文化。他建議兩地政府牽頭推動人才互聘政策,鼓勵深圳及香港企業跨區吸納合適的專才,達至人才融合。
 

不能單靠中央推動

粵港澳大灣區政策制訂以中央及粵港澳三地簽署協議的協商方式推進,而非由中央直接制訂規劃,施認為這種方式將有更好的聯動,因為在大灣區的發展過程中,中央政府不能以計劃經濟的方式,打造出冠軍灣區,而是需要由市場推動。而地方企業則要勇於發聲,再中央協調,這樣政策才能「接地氣」。許思濤補充道:「大灣區的發展無疑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鼓勵和制度創新,也離不開市場自下而上的推動,兩者的融合將在頂層設計、城市集群發展、產業協同和創新驅動四個層面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完成從願景到現實的轉化。」

樂見政企學界積極行動

最後,該行總結指,灣區經濟不僅早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更是各國競爭力和創新能力的新載體。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既是中國準確把握國際競爭新焦點的前瞻性戰略,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和接軌全球經濟的新支點,進一步確定了中國以城市群發展協調區域經濟的大方向。雖然,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概念從提出至今不過十個月,但已經看到政企學界的積極行動,大灣區的發展確實需要各界共同推進制度創新,推動人才、技術、資金的高效流動,發揮已有創新實力更緊密地嵌入全球創新網路,使灣區從願景轉變為現實,成為真正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頂級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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