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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筱魯：土改

以農立國的中國，「有土斯有財」已是根深蒂固的觀念。縱使《禮記·大學》的原文本意是德為本，財為末，但歷代社會都難以脫離本末倒置的窠臼。而農耕一事，有土方能有産，多產者自可囤積居奇，而無產者則難免勞勞終日。 人心不穩，自會思變；變而不通，則生動亂。用今天的語言，動亂的根本往往是社會資源分配不均。而如何分配社會資源，則得依一時一地的政權體制和賦稅制度。 回看中國歷史，封建制度下的君權是集合社會資源的不二法門，徵集的形式離不開地稅和丁徭，亦即以土地產出或面積計算歸公的應徵貨額，與及按人頭徵服役務。徵募的目的，在供養王室貴胄以外，則多用於軍事、水利，與及賑災扶貧等事。及至工業革命以後的近代政府，傳統上以地量產的方式已不合時宜，賦稅則成為政府通過提供種種社會福利和服務，重新分配資源的基本手段。可是，工業生產與城市化並未能將天下寒士所重的居住和經濟建設需求，脫離土地制度的牽繫，「有土斯有財」的信念跟情況並未改變。 歷代土改 成政經核心問題 大批政府官員、執達吏和警察，在新界某村的菜田土地權屬，從來都是社會、政治、經濟的綜合核心問題。由西周時期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井田制和分封制度；至秦代頒發「使黔首自食田」的法令，進行全國性的土地登記，確認土地私有權；又至唐代以「均田法」限制土地兼併；再至宋代的「兩稅法」和明代的「一條鞭法」，又或清代的「攤丁入畝」，無不在促進經社會經濟發展，釋放國民生產力和阻止富胄囤地積財的矛盾中反覆循環。但不論何時，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私有制度，從來都是在君權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 民國時期的紊亂狀態，根本談不上任何具體的土地制度。而遠在全面執政之前，中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倡議和行動，早已鬧得沸沸揚揚。1950年中華人民公和國政府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其第一條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亦即是土地歸公，重新分配。 法理角度 政府成大地主 香港這蕞爾小城，在英治時期脫離了中國的土地管理系統。歷史背景使然，新界跟香港和九龍有明顯區別，但不論如何，除極特殊的兩片土地外，所謂私有產權，亦只是由政府所批出地契中特定年期間的使用權而已，而非永久擁有的真正法定產權。在法理角度，香港只有政府這一個地主，其他業權擁有者只是租客。 在這背景下，坊間提出要處理發展商的土地囤積兼併問題，若非為吸引目光的政治動作，便只是針對未被開發的土地使用問題；這既非撼動所謂私有產權，亦不會產生任何立桿見影的資源分配效果，而只是嘗試讓政府擁有土地供應的絕對控制權。 在進一步分析前，先看看簡單數據。根據流傳的資料，主要發展商持有約10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在原居民手上的祖堂地則約有2.5平方公里。撇除了郊野公園及自然保育區，全港未發展土地仍有三百平方公里左右，相信絕大部份是政府擁有。 按這思路，我們必須問，不夠可供即時發展用地，是土地權屬的問題，還是其它因素使然？是政府政策出錯，還是政治力量阻撓？ 面對公共政策問題，若是斷症錯誤，就算重手施藥，病況只會加深！促速解決用地不足的問題，無疑需要改革土地利用制度，但單單聚焦於權屬問題，恐怕是捨本逐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