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壹週》682期 (2018年12月13日)
1．在香港做生意，最貴的成本是人；人的生活成本，最貴的是居住。
2．新加坡和香港的制度完全不同，因此，香港實在難以效法新加坡。
3．要有「生財工具」，經濟才會成長；增加「生財工具」，會是首選。
如果我是特首系列——房屋政策（一）
此前兩期說完土地政策，即是從供應的角度看，今期輪到房屋政策，這就要從需求方面說起。在香港做生意，撇除生產材料，最貴的成本是人，聘請適當的人做適當的事，第二貴則是租金。
當中，人的生活成本，最貴的是居住，換句話說，打工仔的居住成本，企業有份負責，其他吃喝玩樂則很簡單，平有平食，貴有貴食，有錢便去多幾次旅行；但最大鑊的是，政府採取很多不同手法補貼大眾，醫療、教育都還好些，因為人人皆有，人人都可以去公立醫院、讀政府學校，唯獨住屋，得益者卻不盡相同，既患寡亦患不均，以致整個制度很混亂。
事實上，香港政府仍在採用四、五十年前英國殖民地時期的一套，根本已經不適合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很多人愛以新加坡作為例子，質疑為何人家可以，香港卻不可以。歸根究底，就是因為兩地制度完全不同——新加坡的組屋制度一路實行下來，供應充足，最重要是配合其他制度如公積金，整套去做，況且當地並不鼓勵市民要好有錢，達到中產便可，且看當地股市表現可見一斑；反觀香港，豈止中產，簡直鼓勵「超產」，因此，香港實在難以效法新加坡。
亦因為制度上的混亂，港府只能修修補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如果我是特首，就會全面檢討整個制度一次，然後重新安排優先次序，當中，由於要有「生財工具」，經濟（ＧＤＰ）才會成長，所以，增加「生財工具」包括商業、酒店、工商、寫字樓等，會是首選。
其實，回歸以來，香港人口幾乎沒有增長——根據統計處數字，九七年時已經有六百五十萬，最新截至今年年中則為七百五十萬，即是二十一年增長了一百萬罷了，而這已包括每日一百五十個單程證名額，即是一年五萬個，二十年就剛好一百萬個。不過，家庭數目卻節節上升，由九七年的一百九十二萬戶，增加至去年年底的二百五十三萬戶，皆因家庭不斷拆細，家庭住戶平均人數從以前的三點三，下降到目前的二點八；而住屋需求的增長，就是由此兩大源頭而來。
既然人口沒有大增，「生財工具」愈來愈多更是好事，尤其是就連工業大廈變工商用途，都已經用到盡，否則，除了中環這傳統商業核心區的租金不斷上升之外，其他區域都租金高昂的話，便會影響營商環境。
最後，需要補充的是，鐵路、基建也是「生財工具」之一，換句話說，正如發展棕地、農地一樣，建設「生財工具」，也要城市規畫進場，未來應該怎樣發展、在哪發展，才是重中之重。
中環租金不斷上升無所謂，但其他區域都升便影響營商環境。
文章來源：Capital Weekly 資本壹週
吳鴻生 南華集團主席《資本壹週》社長
劉若文：《資本壹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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