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和控股副行政總裁彭耀佳，與SVHK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魏華星，來自社會上兩個不同領域，前者是大企業的傳統香港精英份子，後者來自資金向來短缺的小公司、社企，然而二人都擁有「十大傑青」的身份，一樣在獅子山下成長，在各自的領域上貢獻社會。二人亦因著這個「傑青」身份而連結起來，促成了這次難得的訪問。
Text / Jerry Hui Photography / Cheung Chin Yui
位於中環的怡和大廈，舊稱康樂大廈，樓高52層，由置地公司興建，於1973年落成，是香港首幢摩天大樓，落成後亦成為上世紀70年代香港及亞洲區最高的建築物。怡和大廈在建成45年後的今日，已逐漸被四周圍新建成的商廈群遮蓋，但依然以巨大的圓形玻璃窗為建築特色，在舊一代香港人心目中留下難以磨滅的位置。這次訪問，便於怡和大廈，彭耀佳的大班房內進行。
E：Capital Entrepreneur
彭：怡和控股副行政總裁彭耀佳
魏：SVHK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魏華星 （Francis）
昔日今日的傑青
E：翻查資料，兩位「傑青」的獲獎年份原來已相隔12年，彭生是在1999年獲獎的，Francis則於2011年獲獎。從年份上看來，彭生的獲獎年份是有點遙遠了，還記得當時的情況嗎？
彭：我自己一向所做的，都是為了社會，並不是為了得獎，就算在獲獎後，我的人生處事態度、工作、社會上的崗位，仍是一如既往的做法，沒有很大分別。我不會為了獲獎而去改變自己，亦不會因為獲獎後而刻意改變自己。當然，在獲獎的一刻，是感到很開心的，因為那是對我多年工作的一種認同，並且開始有了一個新身份，就是「傑青」。成為「傑青」後，因為別人都得悉我的「傑青」身份，因此無論是自己講出來或做出來的，都要份外謹慎，要對得住其他所有「傑青」及其背後機構，亦要時刻記住，自己是多了一份責任的。但基本上，我沒有因為得獎而做多了或做少了，因我一直都是如此去做的。
E：對很多人而言，「傑青」是一個光環來的，而藉著這個身份，會否對你的日常工作有所幫助，推動你更加努力向上爬，成就今日的社會地位？
彭：一定有的。因為成為「傑青」，身邊的人總會對自己有所期望，但我還是那句話，因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得獎的，故此我的人生信念、取向、做事方式，還是一如既往，不過會時刻記住要努力為社會做點事。
E：1999年至今，已近二十年，你還希望身邊的人記得你的「傑青」身份？
彭：我認為他們是否記得，是不重要的。任何希望為社會做事及關心社會的人，是不會介懷別人是否記得這個「傑青」身份，最重要還是自己是否真心想幫人。
E：相對彭生，2011年獲獎的Francis，應該較記憶猶新吧？當年獲獎後，成為「傑青」的一份子，對你往後人生或事業發展有何影響？
魏：當然是有的。我們只是一間很小的初創機構，在7年前，整個社會對社企這個概念其實所知不多，而我們已經由2007年開始講起了。「傑青」這個獎項，很能代表到香港的一些價值，而當年能夠獲獎，亦證明了我們的工作是得到了社會上一些主流的認同及肯定。香港的價值是會變化的，但一些早已認同的東西，是不會改變的。因為「傑青」這個獎項，亦令我明白到，原來做社企，其實亦不算太邊緣化的，社會上是有很多人支持我們，認同我們以商界結合社會服務，行出一條中間的路。「傑青」亦是一份推動力，發現原來是有很多人注意到這件事的，因此我並不認為是自己一個人去獲獎的，這個獎，其實是代表社會對一大班change makers的一份認同，大家都是想為社會打造出新的東西，而這在某程度上亦體現了香港價值。
體現香港價值
E：彭生，你會認為，甚麼是香港價值呢？
彭：每一代人，都會對「香港價值」有不同的詮釋，但仍有很多人覺得，《獅子山下》這首歌，就是唱出了香港價值。首歌唱出了香港精神，以及背後的一些理念，如互助互愛的精神、不斷創新、打不死的精神等。
E：亦因為本著香港精神，令香港人都努力工作，不斷向上爬。彭生你是打工皇帝，有何打工心得？
彭：打工，我認為最重要是做到最好。無論身處任何崗位，皆要體現香港價值，就是一定要努力去做，做到加零一，令做出來的成績，既令顧客滿意，股東方面又可以有合理回報，同時間亦要與同事和諧共處，建立一個開心的工作環境，藉此締造三贏局面。我打工就是常抱有這個理念，只要有三贏，就有更好的未來及前景。
E：Francis，你又有何看法？其實你在創立SVHK之前亦是打工皇帝來的，在集團擁有高薪厚職，不過人各有志，最後投身社企工作。
魏：我從「傑青」的平台上去看，有很多「傑青」的前輩，包括彭生，均來自各行各業，但他們有一種普遍的價值，就是在自己的專業以外去貢獻社會。我覺得香港人其實是很可愛的。我做社會創新，跟不同的社會界別合作，當中有大企業，亦有投資者，大家均表達了很多創新意念，因為大家都認為，在每日營營役役的生活以外，亦要講生命（價值）；大家都想活出《獅子山下》的精神，是一同守望相助的。在舊時代，是多一些這種守望相助的鄰里關係的，後來隨著社會不斷變化，便少了這種關係，但我覺得，只要透過某些新的平台，如「傑青」，可以藉此鼓舞多些人，在想自己之餘，亦可以多關心社會，為社會帶來不一樣的東西。
彭：其實香港人是很有同理心的，雖然大家都在比較，下一代不及上一代好，但香港仍有很多慈善活動，是有很多香港人支持的，如每星期的賣旗活動，又或者每當外地突然發生一些自然災難，香港人都很快一呼百應，又捐物資又進行籌款，因此從這方面來看，香港人仍是不錯的。現在可能因為電子媒體的出現，令社會上多了不同的聲音，但香港人基本上仍是一班有文化、有修養，願意照顧別人的群體來的。
把握成功的機遇
E：近年講得最多的，是社會上的機遇。上一代人機會多，有夢想易達到，但今日社會上，有很多人已失去夢想，有些更是連夢想都不敢去想了。
彭：那是與時代有關的。有些人會說，李嘉誠以前可以做到的，今日已做不到了。當然，今日的機會，與李嘉誠的時代所出現的機會是不一樣的，但我並不認為這一代人就此失去了任何機會的，如GoGoVan創辦人之一的林凱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是在屋邨長大的，後來去了美國，以半工讀方式完成學業，然後回流香港創業，幾經失敗後創立GoGoVan，目前已是一間很大規模的創新企業了。他亦是年青人來的，亦不是含著銀鑰匙出世的，但最終仍能把握當前的機會，獲得成功。事實上，香港仍有很多這類成功故事，又有很多Startup創新公司，而且不是少數，只是大家沒有留意而已。因此我覺得，這個時代仍有機會給予年青人的，大家不要灰心，只要創業，一定有機會成功的。
魏：我會認為，今日去討論社會上的機遇，很多時都是帶點負面的。不同時代的年青人，對「機遇」都是有不同的看法。當有些大企業、Startup說提供了工作崗位給年青人，卻沒有太大市場迴響時，說年青人不珍惜之際，卻有很多年青人來我們的地方工作，而且更是日日夜夜地辛勤開工，毫不介意。這說明了大家擁抱的價值觀是不同的。這一代年青人，比起上一代，家境不算差，而這一代人常講的是大公主義，講公平公正，每個人都要有某種自由。我們觀察到，有很多人都在講，社會若要變得好些，不止是由政府去找解決辦法的，應該是每個人都要去思考，而一旦在過程中找到自己喜歡又有滿足感的，就會重新去界定甚麼是「成就」，而這亦是「傑青」的責任來的，如何在時代的變化中，定義出我們對下一代的寄望。
一起在黑暗中發光
E：貢獻、回饋社會，是一生的事，尤其你倆擁有「傑青」的身份。我們說了很多社會的變化，既然時代是如此急促地變化，你們又如何調整在社會上的角色？
魏：對，世界是變得太快了，我們可以如何去適應呢？那除了被動地面對改變之外，其實亦可以多走一步，為未來帶來改變。我們做了十年社企，產生了鑽的、Green Monday、光房 （要有光）等多個項目，至去年我們正式宣布，放棄社企的身份，從此不再講社企，希望可以大膽一點，走得遠一點，並走進主流，直接與商界展開合作。因為我們認為，做了十年社企後，未來的十年，不是單憑社企的角色是可以帶來改變的，我們要在社會上增加影響力，亦有很多企業願意與我們合作，而通過這種合作，相信可以帶來更多變化。在改變角色之餘，我們亦同時堅持自己的心，在過程中更加清楚自己想要的東西，一同擁抱香港價值。
彭：我們跟SVHK的性質不同，我們是主流企業，但一樣可以盡社會責任，持續發展。做慈善，傳統的做法是捐一張大支票給公益金，但目前這種做法已有所改變，雖然仍然照捐錢給公益金，但亦同時創造不同的空間去幫助社會。我們曾進行深入研究，結果發覺精神病康復者是最受社會及大眾忽略的一群，社會人士對他們有太多誤解，以致沒有太多機構去幫助他們，於是公司便選取了這個被社會最忽略的一環，動用集團的資源去幫助他們，如每年舉行的《鼠戰中環》，就是為有關機構進行籌款。另外我們又開設中途屋，令精神病康復者在離開醫院後得以入住，藉此重新學習如何融入社會。精神病康復者難找工作，一般僱主都不會聘請他們，因此集團每年又與NGO合作，為他們設立一些基本職位，為期6個月，如此他們便可以得到由怡和集團提供的CV及工作報告，方便他們未來尋找新的工作。為了幫助他們在公司入職，我們的同事亦要接受培訓，學習如何與他們相處，而各同事均樂於參與，認為是一份很有意義的工作來的。怡和雖是英資企業，但大部分業務都在香港，並以香港為總部，因此集團亦關心香港，對香港充滿了抱負，希望make a difference。
魏：相對你們，我們的規模是很小的，公司只有十多人，因此我們的作用猶如是candle in the dark room。
彭：那要講幾方面的配合，香港最多的就是中小企，若果每間中小企都關心社會，都在黑暗中點起爉燭，那就會很光亮的了。不論大公司或小公司，其實都可以從不同的角色去推動社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