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不少人形容香港為中西交往以至衝突的橋頭堡。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曾說道：「要把香港打造成為國家雙向開放的重要橋頭堡」；那邊廂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卻指責一些人：「企圖把香港變成攻擊中國內地制度、搞亂整個中國的橋頭堡」。那麼香港究竟是個怎麼的橋頭堡？
眾所皆知，滿清政府於「鴉片戰爭」戰敗後，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便逐步落入英國管治，成為西方國家在文化、政治和商業貿易各方面，進入中國的橋頭堡。然而大家也需知道，西方國家早於明末清初，已在珠江口岸，狂敲中國的貿易大門。由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中末期進駐澳門，十七世紀末，清康熙帝容許全國四口通商，至十八世紀中末期乾隆帝實行「鎖國」政策，封閉全國對外通商口岸，只容廣州維持開放，開展十三行的歷史，香港仍未被西方的戰略雷達照射。西方國家原來選擇的橋頭堡並不是香港。
歷史選擇了香港 成國際經貿樞紐
但歷史的曲折卻選擇了香港，並讓英國前後經營了一百五十五年。由清末至民初時期，借助這個橋頭堡，在貿易和軍事上，基本上是予取予攜；在國共內戰及日治時期，香港已成功建立了東亞轉口貿易樞紐的地位；隨後二十餘年，作為東西方冷戰期間的一堵軟屏幕，表面雖有壁壘，但滲透度奇高；中國改革開放開始，香港更是西方直接伸入內地的經濟探熱針和輸送管。
在文化層面，香港的作用遠遠超過傳教士來華的驛站角色。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上海、廈門、廣州等地還可直接吸收西方的文化資訊，東西方冷戰開始以後，香港便成為內地人民接觸和感染西方文化的唯一介面。歌曲音樂、電視電影、書本雜誌，以及各式各樣的視覺和表演藝術，無不包含著不同層次的文化信息以至宗教信仰。
在政治層面上，孫中山與同盟會在香港的革命足跡，怎麼看也是外國勢力包庇革命份子在港活動的明證。菲律賓國父黎剎、越南國父胡志明，以至近年的政治「小人物」斯洛登，都曾在這地方留下點滴惹人注目的歷史。雖無可供審核的證據，難道如此自由開放的香港，從來不是世界各地情報人員和政治活動家喜愛的聚會地方？
回歸後 港受中西角力互動睴
二十二年前的回歸，換了國旗，中華人民共和國收回了本港管治權，但這個橋頭堡的結構和內部運作機制，既然是西方國家打造經年的綜合「成果」，自不可能在歷史瞬間便完全轉向—由西方控制而面向中國轉為由中國導引而面向西方。在過渡過程中，這轉向必然緩慢，必然出現不同程度的擺動，也必然出現多重面向的時刻。
在東西方角力板塊急速移動以至碰撞的這一歷史時空，這橋頭堡所承受，由磨擦而產生的巨大壓力，恐怕不會在霎那間消弭，而需要長期忍耐調節中所引發的焦慮和痛楚。身處這個橋頭堡內的人們，不論選擇甚麼站立點，也免不了成為時代的囚徒。若然香港不堪壓力倒下了，角力雙方自必會選擇另一個橋頭堡。
歷史既然給香港套上了如此沉重的責任，筆者相信，沒有其它地方願意分擔這樣的角色，更遑論承受箇中苦難，那麼站在推動中國未來發展同心帶上的朋友，便應以同心同德之念，為香港作為橋頭堡而所經歷的犧牲祝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