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志堯：法律能跟上新經濟嗎？

全世界有兩大法律體系，分別是英語系為主的普通法（Common Law），全球三分一人口採用，而餘下則是大陸法（Civil Law），兩者都是服務人民與經濟的重要工具。

兩者最主要分別是前者以案例為依歸，後者以成文法為主，明朝朱元璋在洪武年代雙法並行，既有以成文法主的《大明律》，也有以案例為依據的《明大誥》，由於朱元璋出身寒微，他知道普羅百姓都是文盲和缺乏法律認知，與其推深奧的《大明律》，不如靠恫嚇手段用皇權逼令民眾守法，《明大誥》列明案件明細和刑法，行刑施行如凌遲刑法更作詳細描述，明太祖是用嚴刑來治世。

證監法例只能明確不能做的事項，犯了便會得到應有懲罰，但未列明的事也不能視作合規，解釋權在官方機構手中。由於金融市場日新月異，很多金融創新未有先例可尋，被監管者並不知其操作會否違規，若去信咨詢相關機構，官員有可能未必跟得上，未必能得到確實答覆，但當真的跟其他市場去做，監管機構便會找你麻煩。筆者舉兩個最流行例子，Uber和Airbnb是因為有手機軟件和支付系統普及才會有的產物，並顛覆了行業的基本操作，沒有一輛車又沒有一間房，但它們成為營收最高的公司，並損害了一些既有持分者的利益，但又委實對社會資源作出更有效分配，對社會大多數人有利，更長遠可對環保有利。政府部門以少做少錯為原則，立法會議員又忙於為政治立場作牛李黨爭，制定法例便會擱在一旁，內地已早為共享汽車和房間立法，科技進步衍生出來的新經濟不會等人，雖然政府未有時間表作出討論，但民間已使用常態化了，即表明市民已接受了它，不作出相應討論是政府和議會失職，令人失望。

除了既得利益者和大眾利益要取得平衡外，道德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去年內地發生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使嬰兒可天生抵抗愛滋病，作為父母肯定希望所生兒女沒有病痛，但使用該技術又是否超越人類底線，值得教人思考。

無人駕車汽車的出現，定必成為未來社會的重要產物之一，「無人車」行駛時又用什麼標準作判斷呢？假設在一交通意外情景，車輛向右轉會有一行人死，向左轉有三行人死，向前行則乘客死，怎樣作出抉擇，由誰去設定最後程式作判斷，準則又是什麼呢？筆者沒有水平提供答案，只能說出問題，科技與社會、道德怎樣作出平衡，需要大多數人認同才能定調，畢竟法律都是服務市民，不是勞役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