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多數人未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感覺社會資源分配不均，除了不滿政府施政，同時將茅頭指向新移民的現象，已經成為世界各地的普遍社會政治問題，香港自然難以倖免。
移民對住屋、醫療、教育、就業等範疇的影響，往往成為政客販賣恐懼和仇恨的工具。香港就業率長期高企，中、低端勞動人口嚴重不足；極低的出生率亦致令學額需求下降，故此教育和就業兩個板塊並未成為攻擊新移民的戰場。可是大量的跨境消費人流，既進一步擠壓本已擁逼的社區空間，更擠掉了不少配合市民日常需要的地區原生小店，激化了排外情緒，持續在新移民問題的火上澆油。所謂有理說不清，情緒問題難以通過說理解決，但撇開引經據典式的長篇大論，也可透過幾個核心問題，點出社會病狀的癥結，以免斷症有誤，藥石亂投。
自1995年起，香港將每日來港的內地新移民配額增至150人，這並不包括其它申請來港工作或定居的渠道。每天150人的單程證配額，主要針對來港家庭團聚的需求，但審批權在內地政府。這牽涉兩點主要爭議： 香港應否取回審批權和應否減少配額，甚至斷絕這條來港定居渠道？
其實這兩個問題若分開來談，並不難理解，但不少人喜歡將人口政策與單程證來港的審批權混為一談，以致討論停留在排拒內地移民和相關政策的情緖層面。香港作為接收方，理所當然應有權決定誰可在港定居；政治現實與法理基礎則是另一回事。假設香港有絕對權力按人口政策決定那些人可以定居，那便純屬社會需要而非人權的考慮。
人口老化 勞動力不足
人口政策脫離不了人口結構和就業市場兩方面的考量。香港人口老化、出生率極低、勞工極度短缺是不爭的事實；而不少非專業工種，包括建築、護理、餐飲服務、清潔、保安等，土生土長的年輕一代並不嚮往投身。要處理勞工不足的問題，除了通過移民政策，也可透過輸入勞工解決。2017年底，在港的外籍家庭傭工已有37萬便是明證。
這37萬外籍傭工，因必須與僱主同住，理論上不會產生房屋需求，但肯定增添醫療、康樂等各類社會服務和設施的壓力。同理，每天150名的居港配額也必然為各類社會服務添壓，但因新移民絕大多數都與家人或親友同住，所以也不會即時產生額外的房屋需求（按2014年的數據計，只有不足1%的新移民選擇獨居；而2016年的數據可知，則顯示新移民中有16%為未成年，54%投入勞動市場）。
輸入外勞 引發配套需求
回到問題的核心，香港是否需要外力填補某類職位？若答案是需要的話，不通過新移民填補，便得靠輸入。輸入的勞工必然也會生病，假日也需要休憩空間，更會立即需要住房。事實上，若然輸入的是管理或專業人員，攜同家人一起來港暫居的機會不少，自然會需要教育和醫療服務。
香港人需要靜心思考，更需要細心觀察，每天為我們服務的人當中，不論是茶樓餐室的侍應、街上的清潔工人、偶爾幫我們抹窗煮飯的鐘點傭人……有多少是過去二十年來港的新移民？爭取決策權是合情合理的，但千萬別用舉起的拳頭敲昏自己的腦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