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開打半年來，兩國經貿關係一直佔據著世界新聞的頭條，貿易逆差、匯率、投資或是科技知識產權等多個領域，無不充滿風浪。中美雙邊關係向來「牽一髮而動全身」，左右著全球經貿趨勢的走向。踏入2019年，這兩個超級大國的較量是愈演愈烈還是偃旗息鼓，目前仍難下結論，但縱觀這半年來，世界經濟持續下行，來年各國的情況也不容樂觀。
撰文 蘇梓
發動這場貿易戰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甫上任之初就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宏願，其後採取的一系列政經措施，帶有明顯的保護主義色彩。外界評論甚至普遍認為，特朗普對中國「發難」，背後也是經濟民族主義作祟。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美國經濟民族主義與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衝撞。曾幾何時，中美經貿合作無間，融入到全球化的大潮中；而如今，美國則憂慮中國建構的新型國際秩序，對其處處掣肘。
經濟民族主義抬頭
早在一年前，美國就公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並指責北京奉行的戰略是在削弱美國的「經濟侵略」。隨後在2018年初美國防部公布「國防戰略報告」，當中提到中國和俄羅斯重新崛起是美國繁榮和安全的「核心挑戰」，由此可見，特朗普政府劍指中國的經濟崛起與軍事發展，質疑中國的威脅及意圖，兩國貿易戰爭無可避免。
有評論形容，此次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與美國經濟民族主義的衝撞」，在後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這種衝撞是必然的，但也可能致命。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曾是美元國際流通的一環，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與主導全球化秩序的美國曾是良好的合作夥伴。然而時移世易，力量不斷強大的中國成為建立新型國際秩序的推手，與之相對的，是美國轉向了經濟民族主義。
或陷「冷戰」邊緣
可見，美方發動此次貿易戰的動因已經超過經濟層面，更是出自政治戰略的考量。特朗普團隊認為，中國並無誠意轉向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模式，向美國的產品和投資開放市場；所謂談判也只是為了拖延時間。事實上，西方國家的政治精英幾乎普遍持有類似看法。去年3月，《經濟學人》雜誌就有一篇名為《西方如何誤判了中國》的文章，稱西方國家一直「下注」中國會走向民主與市場經濟，但似乎事與願違。而且這次中美貿易戰不能與當年的美日貿易戰同日而語，因為後者純屬經濟範疇。中美之間的貿易戰，是白宮對華遏制戰略的前奏。
其次有猜測指，特朗普推動美國經濟民族主義抬頭，也是為了爭取連任。美國經濟民族主義就是一切以美國利益為先，重回20世紀美國前總統羅斯福「新政」之前的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的老路。自冷戰結束以來，歷屆美國政府都假定可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將競爭對手納入國際經濟秩序，成為美國的合作夥伴。但特朗普的經濟民族主義打破這一假定，認為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對美國不再「自由、公平、互惠」，美國需要打破不公正的貿易體系（例如世界貿易組織），轉向雙邊貿易協定談判，甚至自組貿易聯盟。
阻華發展高新技術
面對愈演愈烈的貿易戰，中國形成了一個共識，即美國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的施壓，是美國多方遏制中國崛起大戰略的其中一環。去年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的評論文章，標題是《理性認識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文章指出，隨著美國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中美關係將發生深刻調整。美國對中國首輪5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反映了美國遏制中國技術追趕的意圖，通過關稅戰、科技戰逼迫中國改變原有發展模式。
台灣國際政治學者楊永明在其著作中預計，中美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糾紛如果演變成為貿易大戰，雙方都不會是贏家。因此，中美雙方的貿易制裁只是手段，最終是希望以談判方式逼對方妥協或讓步，達成平衡貿易逆差的目標。就像去年5月，中美雙方貿易談判達成「不打貿易戰、不課徵特別關稅」的共識，一度被認為是中美貿易戰和緩的跡象，未來如何，端看雙方平衡逆差的談判結果以及中方市場開放的程度而定。
楊永明也提到，中美貿易戰不是單純貿易逆差或幫美國工人找回飯碗這些表面問題，美國發動貿易戰的戰略目標除了維護美國經濟利益外，其實質就是反制中國的崛起，特別是在科技與經濟層面。特朗普政府講明是要阻止「中國製造2025」，防止中國「偷竊」美國科技與智慧財產。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則表示，中國對美中貿易戰的判斷是美國想要改變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他認為，高關稅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美國提出要求改變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即使將來有休戰，這個目的不會改變，美國從現在開始，已經幾乎全面遏阻中國的高技術貿易和發展。去年圍繞中興通訊、華為進行的一連串制裁，似乎也證實了上述觀點。
2019：負面影響將盡現
中國經濟目前仍處於深度調整中，根據中國的經濟走勢，有國際金融機搆下調了中國今年經濟增長的速度。其中摩根大通認為，2019年中國的增長目標或將在6%至6.5%之間。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在其策略展望報告中稱，預計中國仍能實現約6.5%的增長目標，但2019年的增長目標也可能會降至6%，因為政策空間有限，雖然監管政策和房地產政策在今年估計有一定程度的鬆綁，但逆轉的可能性非常低。 因此摩根大通最終預測，2019年中國GDP增長為6.1%，低於去年6.6%的增速，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今年將全面反映出來。
該行的宏觀分析團隊認為，為應對貿易戰全面爆發，中國將會以「組合拳」的形式控制經濟放緩速度。比如估計中國今年上半年將有兩次降準，使社會融資總量溫和上升（幅度為1至2個百分點）；金融市場利率和實體經濟的平均融資成本將會有所下降。其中人民幣仍然是反映貿易方面風險情緒的主要短期晴雨表。對於中美貿易糾紛，摩根大通認為今年將進一步加劇，預計第一季美國將對所有中國出口產品徵收25%的關稅，而這將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價在今年繼續朝7.2的目標貶值。
東南亞生產成本上升
去年11月，特朗普發出威脅，倘中美無法達成貿易協議，將向餘下2,670億美元中國貨加徵10%關稅。對此花旗銀行經濟師警告，若這輪關稅落實，對美國消費者的影響會比首輪徵稅時大十倍。
花旗分析指，現時美國勞工市場緊縮，投入成本上升，企業很可能將關稅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相比涉及500億美元中國貨品的第一輪關稅，估計消費者將要承受的代價會高出十倍。此外，下一輪針對中國貨的關稅很可能再推高通脹，幅度將遠高於當前估計。美國衣履協會執行副會長Steve Lamar對此表示，業界早已預料有新一輪關稅，並正準備將中國的生產線遷移到鄰近地區，而導致東南亞國家如越南和柬埔寨等地的生產成本都上升。
波及亞洲四小龍
鑒於此，有分析認為，受中美貿易戰影響，亞洲區的發展重心恐轉至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經濟學人》智庫分析師Nick Marro表示，雖然中美衝突發生至今時間不長，但在亞洲區已造成廣泛影響，區內勢力將重新洗牌。
目前中美貿易戰的「主戰場」涉及三大行業：科技、汽車和農業。可以預見，亞洲區長線最受惠中美貿易衝突的國家將包括越南、泰國、馬來西亞，而當中又以資訊及通訊科技（ICT）和汽車行業最獲益。越南和馬來西亞兩國專長生產低端科技產品，例如手機及電腦配件，在這基礎上重新部署產能升級並不難，而且該些範疇在中美貿易戰中非常關鍵，美國正需要有國家能製成各項科技的完成品，而這些產品目前很大程度倚賴中國進口。
汽車方面，美國是全球汽車零件最大消費國，對中國實施關稅會影響到該些產品的出路，所以泰國及馬來西亞應可受惠於這些產品的產能遷移。其中泰國本身就與美國、日本等汽車生產大國有連繫，已搶去部分中國市場的份額；馬來西亞則擁有超過800間汽車零件工廠及多元化的出口網絡，先天已受惠。
相反，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等高度倚賴向中國付運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則會受到負面影響，主因是中國目前由上述四地進口各類配件，並於中國大陸組裝為完成品。美國實施關稅政策，勢將影響配件的需求，而美國長遠會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上述四地的經濟結構若不能成功轉型，未來增長模式就會受限。不過，由於韓國及台灣自身科技生產力較高，短期內受到的負面影響較少。至於香港，雖然上述分析未提及，但既然同屬「開放型經濟體」的韓國、台灣、新加坡前景不佳，香港亦恐難獨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