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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特首系列——房屋政策(一)


《資本壹週》682期 (2018年12月13日)

1.在香港做生意,最貴的成本是人;人的生活成本,最貴的是居住。
2.新加坡和香港的制度完全不同,因此,香港實在難以效法新加坡。
3.要有「生財工具」,經濟才會成長;增加「生財工具」,會是首選。

如果我是特首系列——房屋政策(一)

此前兩期說完土地政策,即是從供應的角度看,今期輪到房屋政策,這就要從需求方面說起。在香港做生意,撇除生產材料,最貴的成本是人,聘請適當的人做適當的事,第二貴則是租金。

當中,人的生活成本,最貴的是居住,換句話說,打工仔的居住成本,企業有份負責,其他吃喝玩樂則很簡單,平有平食,貴有貴食,有錢便去多幾次旅行;但最大鑊的是,政府採取很多不同手法補貼大眾,醫療、教育都還好些,因為人人皆有,人人都可以去公立醫院、讀政府學校,唯獨住屋,得益者卻不盡相同,既患寡亦患不均,以致整個制度很混亂。

事實上,香港政府仍在採用四、五十年前英國殖民地時期的一套,根本已經不適合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很多人愛以新加坡作為例子,質疑為何人家可以,香港卻不可以。歸根究底,就是因為兩地制度完全不同——新加坡的組屋制度一路實行下來,供應充足,最重要是配合其他制度如公積金,整套去做,況且當地並不鼓勵市民要好有錢,達到中產便可,且看當地股市表現可見一斑;反觀香港,豈止中產,簡直鼓勵「超產」,因此,香港實在難以效法新加坡。

亦因為制度上的混亂,港府只能修修補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如果我是特首,就會全面檢討整個制度一次,然後重新安排優先次序,當中,由於要有「生財工具」,經濟(GDP)才會成長,所以,增加「生財工具」包括商業、酒店、工商、寫字樓等,會是首選。

其實,回歸以來,香港人口幾乎沒有增長——根據統計處數字,九七年時已經有六百五十萬,最新截至今年年中則為七百五十萬,即是二十一年增長了一百萬罷了,而這已包括每日一百五十個單程證名額,即是一年五萬個,二十年就剛好一百萬個。不過,家庭數目卻節節上升,由九七年的一百九十二萬戶,增加至去年年底的二百五十三萬戶,皆因家庭不斷拆細,家庭住戶平均人數從以前的三點三,下降到目前的二點八;而住屋需求的增長,就是由此兩大源頭而來。

既然人口沒有大增,「生財工具」愈來愈多更是好事,尤其是就連工業大廈變工商用途,都已經用到盡,否則,除了中環這傳統商業核心區的租金不斷上升之外,其他區域都租金高昂的話,便會影響營商環境。

最後,需要補充的是,鐵路、基建也是「生財工具」之一,換句話說,正如發展棕地、農地一樣,建設「生財工具」,也要城市規畫進場,未來應該怎樣發展、在哪發展,才是重中之重。

中環租金不斷上升無所謂,但其他區域都升便影響營商環境。

文章來源:Capital Weekly 資本壹週

吳鴻生 南華集團主席《資本壹週》社長
劉若文:《資本壹週》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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